正文 第 111 章
管子 作者:管仲
第 111 章
〔三〕元材案：斤、鋸，解已見《海王篇》。釭，車釭。《方言》：車釭，齊燕海岱之間謂之鍋，或謂之錕。自關而西謂之釭。盛膏者謂之鍋。錢繹《箋疏》：釭之言空也。轂口之內，以金嵌之曰釭。《說文》：釭，車轂中鐵也。王氏以中字義未明，改為口，並云：口者銜軸之處。每一轂，內外兩口，皆有釭。一轂兩輪，當有四釭，謂之一釭者，蓋此處只計算製車時需要用鐵之各種器物，非按件數計算也。孫詒讓不悟此理，謂此云一釭，則不可通。釭當為鉏之誤者失之。鑽，《說文》：所以穿也。即穿孔用之鑽子。《海王篇》作錐。鑿，解已見《海王篇》。銶，尹注云：奇收切，鑿屬。《詩.豳風》又缺我銶《傳》：木屬曰銶。《釋文》：鑿屬。一解云：今之獨頭斧。軻，丁士涵云：軻當為柯，即斧柄。今案：斧柄乃木製，何必列為鐵製工具之一？《說文》：軻，車接軸也。貫於車轂中持輪而轉者謂之軸。車接軸，即將軸之兩端以鐵包之，以免為車釭所磨損。丁說失之。又案：據《方言》，鎌及釭皆關以西人用語，在齊則稱釭為鍋。此亦本文作者不是齊人而是關以西人之一證也。
〔四〕元材案：刀，解已見《海王篇》。此處錐字與《海王篇》車工之錐不同。彼處錐字即此處車工之鑽，此處錐字則為女工用以打鞋底之錐子。箴即針，《海王篇》作鍼。《太平御覽》學所謂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之意，猶言放任人民自由經營也。
〔九〕安井衡云：十當為七，字之誤也。元材案：此說是也。此謂政府應將山鐵交由人民經營，並按三七比例分配盈利，無須自行經營也。
〔一０〕元材案：雜，雜亂。雜之以輕重猶言蕩之以高下。言使物價或輕或重，不可捉摸。
〔一一〕丁士涵云：虜乃庸字誤。李哲明說同。張佩綸云：虜，《說文》：獲也。為上虜，言為上力戰而大獲。對懷怨不戰言。元材案：諸說皆非。疾，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注：疾，力也是也。虜即下文為天下虜及《地數篇》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之虜，即俘虜之意。謂民之力作，有如俘虜者然，雖欲不為上用而不可得。《國蓄篇》所謂故民無不累於上也，義與此同。又案此文係對於衡所主張之山鐵國營政策表示反對之意見。其理由即為勞動力之來源問題。如以徒隸為之，則恐其不易管理而或致逃散，若以良民為之，又因其為額外的力役之征，必將引起其對於政府之惡感。不僅平時有下疾怨上而令不行之現象，而且一旦邊境發生戰爭，亦皆懷宿怨而不肯為君致死。故山鐵國營，不惟無益於國，而且其害實有不可勝言者。此種思想之發生，實亦有其時代之背景，決非無病呻吟之談。考漢代鹽鐵政策，在孔僅時，本為官民合營。所謂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是也。至桑弘羊主政，始一律改為國營。故《鹽鐵論.復古篇》大夫云：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眾，無妨於民。夫既曰衣食縣官，給用甚眾，其為純粹國營而非民營或官民合營可知。又曰卒徒，則其所用勞動工人，有奴隸（徒）亦有良民（卒）又可知。此一政策施行之結果，較完全由私人自辦者，據代表政府之大夫所言，其優點固甚多。《鹽鐵論.禁耕篇》大夫云：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工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括而言之，即山鐵國營為私人自辦所不可及者，約有六端。即（一）有充分之時間（日作工事），（二）有雄厚之資金（財用饒），（三）有統一之規格（一其用），（四）有公平之價格（平其賈），（五）有擔任設計指導之工程師（吏明其教）及依照設計指導而工作之熟練的勞動工人（工致其事），（六）有合於當時科學水平的冶金比例（剛柔和）。如此，則由私人自辦而發生之（一）褊於日而勤於用（時間及資金不足），（二）鐵力不銷鍊，（三）堅柔不和等種種弊端，便可完全免除，而所鑄造之器物，亦自無不適用之患矣（器用便）。然以上所論，不過從理論上言之耳。事實上能否如其所期一一實現，則全視各地主持人──鹽鐵官長吏等之是否嚴格奉行法令以為決定。據《鹽鐵論.水旱篇》賢良云：縣官鼓鑄鹽鐵，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又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售）。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失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硬，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又《禁耕篇》文學云：故鹽冶之處，大抵皆依山川，近鐵?。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可見漢代鹽鐵國營政策中，所用工人主要皆出於徒隸。但亦有因卒徒作不中程而臨時徵發良民以時命助之者。故一則曰百姓苦之矣，再則曰百姓疾苦之，三則曰百姓病苦之。下疾怨上甚矣。鹽鐵會議舉行於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志》及《五行志》亦各有記載。《天文志》云：永始三年，十二月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為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五行志》云：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乃伏誅。一則曰山陽鐵官亡徒，一則曰山陽亡徒，足證當日鐵官徒隸之逃亡不守，實已成為不可否認之事實。而其暴動所經歷之地方竟達四十餘郡國之多，占漢代全國郡國一百三之百分之四十餘。其範圍之廣，聲勢之大，與羅馬之以斯巴達卡斯（？──紀元前七一）為首之奴隸大起義，可謂東西相映，無獨有偶。於此，吾人可得下列結論，即本文著者在鹽鐵政策上之意見，與桑弘羊實已完全不同。其所以發生不同意見之原因，第一，由於著者對於財政經濟，素持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之主張，故認為與其自行生產，不如使人民生產而以輕重之筴操縱之，反可收到
一可為十，十可為百之效果。第二，由於吸收桑弘羊鹽鐵國營政策施行以後發生流弊之實際經驗與教訓，故遂提出此修正之意見。惟於此有應特別注意者，即善者不如與民一語，亦自有其時代背景。漢武帝實行鹽鐵專賣政策，一開始即遭到不少人之反對。東郭咸陽、孔僅所謂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史記.平準書》）者，全屬事實。董仲舒即曾提出鹽鐵皆歸於民之建議（《漢書.食貨志》），司馬遷亦發為上者因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之言。至昭帝始元六年，舉行鹽鐵會議時，代表反對派之賢良文學，更大肆鼓吹其宜修孝文時政（《漢書.杜延年傳》）的復古主張，一則曰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願罷鹽鐵酒榷均輸（《鹽鐵論.本議篇》），再則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非鞅篇》），三則曰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愚以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可賦歸之於民（《園池篇》），四則曰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
《相刺篇》），五則曰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能言篇》）。可見以鹽鐵與民，乃是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來直至賢良文學，所共有之一貫主張。今本書在許多經濟政策方面，基本上是與桑弘羊一派相同，獨至山鐵一項，卻又採取與桑弘羊相反之賢良文學的意見。因此，不僅可以證明本書之寫成，當在成帝時兩次鐵官徒暴動以後，而且還可以證明本書與《鹽鐵論》間之關係，確實是本書抄《鹽鐵論》而不是《鹽鐵論》抄本書，殆已毫無疑義矣！又案：郭沫若於引用拙稿本節前半段文字之後，又加以案語云：馬氏以《管子輕重》諸篇作於王莽時，故以此徒隸逃亡作為成帝時鐵徒暴動之反映，說雖新穎，但大有可商。考春秋中葉齊靈公時器《叔夷鐘銘》，已有造鐵徒四千為汝敵寮語，而秦代亦有鐵官（見《史記.自敘》司馬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是可證鐵初發現時固主要為官營。官營，則徒隸逃亡乃經常事，不必至成帝時始有鐵徒暴動發生。奴隸暴動，非至大火燎原，例為史官所不載。且如陳涉吳廣起義，亦為徒隸大暴動，雖非鐵官徒，然不能斷言其中固毫無鐵官徒存在也。《漢書.食貨志》董仲舒疏：（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此語尤足證鐵徒逃亡暴動之事，不始於漢。今案：此處有兩點應該注意。第一，關於《叔夷鐘銘》造鐵徒四千云云，原文作●（省作陶，或釋造）●徒四千，近已有人認為與鐵無關。據稱：叔夷鐘為齊靈公（公元前五字衍變看，●、●的出現，自應早於鐵。●、●與●同，都是指黑色，引申為隸徒或庶人的代名詞。所指身份，與土馭（即徒御）相近。有人認為●人和陶●徒都應是一種服兵役的自由民。從上引《叔夷鐘銘》的前後文義看，陶●。也有可能是地名。總之，這個字與鐵無關。（見一九七六年《文物》第學之意見完全相同。而其所謂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則竟下與《漢書.刑法志》所論毫無二致。至汝漢之金禺氏旁山之玉，亦皆為漢代現實事實之反映，前者見於《鹽鐵論.力耕篇》，後者據王國維考證，亦漢文景時事。此外，本節所列農工業生產工具，比《海王篇》所列為多，僅農器一項，即有鎌、鎒、椎、銍四種為《海王篇》所未有。而鎒與銍，乃王莽巡狩時所親自?帶以為天下之倡導者。又車工所用之釭，據《方言》乃關以西人用語，在齊人則稱之為鍋。則此文作者似亦是關以西人，而非齊人。又通貨一詞，在《鹽鐵論》中，尚只稱為通施，本書《國蓄篇》亦稱為通施。至本篇乃忽改稱為通貨。若與上面所述各事聯系觀之，則此貨字亦只能認為是王莽所造寶貨五品之反映，而不是所謂齊邦法化即墨法化之化，亦甚明顯。總而言之，本書所言鹽鐵政策，從其全部建制，及由此建制而派生之各種有關專門術語，如管籠鄣衡准長度巧幣公幣公錢平賈月賈，殆無一而不是漢代現行經濟政策及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之反映。當然，亦有若干字句或事實，曾孤立地見於古時文物之中，如銍字見於《詩.周頌.臣工》，鐵官見於秦始皇時。此如《墨經》中有關於光學之紀錄，確為事實。但如果據此即斷定今日之聲光化電等科學原理及其規律，在二千餘年前之《墨子》書中即已形成，則未能免於但見樹木不見森林之譏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一〕。
管子對曰：河●諸侯，畝鍾之國也〔二〕。●〔三〕，山諸侯之國也。河●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
管子對曰：河●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眾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四〕。
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
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五〕，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六〕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倳戟〔七〕，程諸侯五釜而得倳戟。十倍而不足〔》未收，當是磧之誤字。《說文》：磧，水渚有石者。謂山諸侯者乃沙磧之國。猶杜甫之言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矣。丁士涵以●為百負二字之誤，百負即百倍，言畝鍾之國百倍於山諸侯之國，張佩綸以●當作饋，謂河淤諸侯為畝鍾之國，山諸侯為饋食之國，常資河淤諸侯之饋遺，郭沫若謂●疑作漬，當在山諸侯下者皆非。
〔四〕元材案：理，治也。《國蓄篇》云人君不能治，《漢書.食貨志》引，治作理，是其證。下同。又《地數篇》云：本富而財物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即此處穀眾多而不能理，固不得有之義也。此言畝鍾之國，得天獨厚，故不知愛惜，而有粒米狼戾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等現象。結果，其穀必流越而之天下，雖有而亦等於無。山諸侯之國則自知其不足，故能未雨綢繆，不僅五穀無所浪費，且能歛蔬藏菜，以備不虞。《國語.魯語》所謂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向義，此之謂矣。
〔五〕元材案：狄諸侯程諸侯，不知何所取義。大抵亦是隨意假託之名詞，猶言甲諸侯乙諸侯也。
〔六〕元材案：錙，古衡名。《說文》：六銖也。重六百黍。或曰六兩為錙，見《淮南子.詮言篇.高注》。或曰下文所謂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之意。何如璋謂泉者泉刀也。雨五尺，泉流於下也。幣在下則國貧，故辱。食謂穀也。稱之，謂如泉之流於下也。穀散則無積，故亡。張佩綸謂：食稱無義，疑當作稱貸，脫去貸字耳。李哲明（郭沫若說同）謂：稱即稱貸，言國恃稱貸而食，其國必亡。許維遹謂：泉雨疑為暴雨之訛。暴雨數臻，而水入地五尺深，言災之甚也。食稱當作饋食。皆與原義不符，故不從之。
〔二〕王念孫云：露當為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侈靡篇》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何如璋說同。元材案：以霜露連言者，漢人亦多有之。《史記.公孫弘傳》君不幸罹霜露之疾。《索隱》：言罹霜露寒涼之疾。《漢書》同。又《漢書.淮南厲王長傳》：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又《爰盎傳》：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似不改字亦可通。足其所，解已見《輕重甲篇》。此蓋承上文待五穀者眾也之意而申言之。謂樹木之能後凋者即非天所能制。人民皆家給人足，則無求於人，雖聖人亦無能役使之。《侈靡篇》云：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彼作能自治，從政治言。此作足其所，則從經濟言。是其不同也。
〔三〕元材案：奪然後予者，謂善為國者必先運用輕重之筴，將人民之五穀財物及貨幣轉移其所有權於政府手中。然後通過政府之號令，或以爵祿之形式，或以賞賜之形式，或以平糶之形式，或以賑濟之形式以回歸於人民。《國蓄篇》所謂予之在君，奪之在君，《揆度篇》所謂富能奪，貧能予是也。高然後下者，謂政府應先使物價高漲，然後以平價售之於民，《山國軌篇》所謂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出萬物，隆而止是也。喜然後怒，似專指戰士而言。謂必先使其心中喜悅，方能激動其同仇敵愾之情。本篇下文所謂素賞之計，《輕重甲篇》所謂
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是其義矣。舉即《孟子.梁惠王篇》五旬而舉之之舉，天下可舉，猶言天下可攻而取之。
桓公曰：強本節用〔一〕，可以為存乎？
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二〕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三〕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四〕，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五〕，然後可以朝天下。
〔一〕元材案：強本即彊本。《淮南.修務篇.高注》：彊，力也。本，與《地數篇》吾欲富本之本作國字講者不同，此處指農業而言。彊本即力農，意謂加強農業生產。《鹽鐵論.力耕篇》文學所謂尚力務本，《漢書.溝洫志》所謂令吏民勉農，盡地利者是也。節用即節約開支。《荀子.天論篇》云：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至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引其父司馬談論墨家要旨語，更特別對此一主張予以肯定。一則曰：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再則曰：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將問題提到既是不可廢，又是雖百家弗能廢的重要地位。而本篇著者則以為專務彊本節用，不但不足以為存，而且還可以引起人民苟且偷安之心，其結果，必然將如紀（范）氏之國亡而身無所處。此處特別提出一個存字，極可注意。存與廢互為對文。證明此一段文字，不是在批判荀子，而是對司馬遷的《史記.自序》的針鋒相對的有力批判。
〔二〕張佩綸云：《說文》無愈字，愈即瘉。《爾雅.釋詁》及《詩.角弓.傳》：瘉，病也。《樞言篇》：病加於小愈。益愈謂益之疾，故其弊至於國亡而身無所處。郭沫若云：益愈即差可之意，張說殊泥。下文言紀氏之國強本節用，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乃不能理之為害，非強本節用之為害也。強本節用而能理，則可以存矣。元材案：益，《漢書.高紀.顏師古注》云：多也。愈即《漢書.淮南王安傳》王亦愈欲休之愈。王先謙《補注》引王念孫曰：愈讀為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此言彊本節用，雖然可以使五穀豐滿，但同時亦能引起人民苟且偷安之心，而國家又不能運用輕重之策以守之，以致粒米狼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而四流歸於天下，則與紀（范）氏之國亡而身無所處者，同為亡國喪身之資而已。兩氏說非。
〔三〕元材案：紀氏當依《鹽鐵論.力耕篇》作范氏。《
力耕篇》云：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與此文略同。惟彼處強大當是強本之誤。《國語.晉語》載范中行氏自晉亡齊，以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當即兩文所本。各書皆無言紀氏彊本節用之事者。顧廣圻以彼處范氏為紀氏之誤，何如璋、張佩綸均以此紀氏為即左莊四年傳紀侯大去其國之紀國者皆失之。
〔四〕何如璋云：為天下虜者，強本節用則穀多，多而上不能守，則價輕，為人所泄，而穀流於天下。是我民力農而鄰國坐而食也。非奴虜而何？
〔五〕元材案：此數語，又見《鹽鐵論.力耕篇》。惟《力耕篇》僅有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兩句，本篇則於上述兩句之外，又增加天下多我寡一句。此點極重要。《力耕篇》所言輕重高下，皆只就原則言，本篇則進一步提出多寡二字，作為實現此一原則之具體措施。如果說《國蓄篇》散則輕，聚則重二句，是對《史記.貨殖傳》計然學說之發展，則本篇天下多我寡一句乃是對《鹽鐵論.力耕篇》桑弘羊學說之發展。天下多我寡者，多則輕，寡則重，物重則至，輕則去，故天下多而我寡，亦所以致諸侯之穀而來天下之財之術也。惟寡之之法，並非將現有之穀與財物盡行消滅，但須由政府設法歛而藏之，勿使其在市場中流通，即可以達其目的矣。《山至數篇》所謂：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義與此同。餘已詳《乘馬數篇》。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一〕，而辟方都二〔二〕，為之有道乎？
第 1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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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 章
〔三〕元材案：斤、鋸，解已見《海王篇》。釭，車釭。《方言》：車釭，齊燕海岱之間謂之鍋，或謂之錕。自關而西謂之釭。盛膏者謂之鍋。錢繹《箋疏》：釭之言空也。轂口之內，以金嵌之曰釭。《說文》：釭，車轂中鐵也。王氏以中字義未明，改為口，並云：口者銜軸之處。每一轂，內外兩口，皆有釭。一轂兩輪，當有四釭，謂之一釭者，蓋此處只計算製車時需要用鐵之各種器物，非按件數計算也。孫詒讓不悟此理，謂此云一釭，則不可通。釭當為鉏之誤者失之。鑽，《說文》：所以穿也。即穿孔用之鑽子。《海王篇》作錐。鑿，解已見《海王篇》。銶，尹注云：奇收切，鑿屬。《詩.豳風》又缺我銶《傳》：木屬曰銶。《釋文》：鑿屬。一解云：今之獨頭斧。軻，丁士涵云：軻當為柯，即斧柄。今案：斧柄乃木製，何必列為鐵製工具之一？《說文》：軻，車接軸也。貫於車轂中持輪而轉者謂之軸。車接軸，即將軸之兩端以鐵包之，以免為車釭所磨損。丁說失之。又案：據《方言》，鎌及釭皆關以西人用語，在齊則稱釭為鍋。此亦本文作者不是齊人而是關以西人之一證也。
〔四〕元材案：刀，解已見《海王篇》。此處錐字與《海王篇》車工之錐不同。彼處錐字即此處車工之鑽，此處錐字則為女工用以打鞋底之錐子。箴即針，《海王篇》作鍼。《太平御覽》學所謂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之意，猶言放任人民自由經營也。
〔九〕安井衡云：十當為七，字之誤也。元材案：此說是也。此謂政府應將山鐵交由人民經營，並按三七比例分配盈利，無須自行經營也。
〔一０〕元材案：雜，雜亂。雜之以輕重猶言蕩之以高下。言使物價或輕或重，不可捉摸。
〔一一〕丁士涵云：虜乃庸字誤。李哲明說同。張佩綸云：虜，《說文》：獲也。為上虜，言為上力戰而大獲。對懷怨不戰言。元材案：諸說皆非。疾，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注：疾，力也是也。虜即下文為天下虜及《地數篇》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之虜，即俘虜之意。謂民之力作，有如俘虜者然，雖欲不為上用而不可得。《國蓄篇》所謂故民無不累於上也，義與此同。又案此文係對於衡所主張之山鐵國營政策表示反對之意見。其理由即為勞動力之來源問題。如以徒隸為之，則恐其不易管理而或致逃散，若以良民為之，又因其為額外的力役之征，必將引起其對於政府之惡感。不僅平時有下疾怨上而令不行之現象，而且一旦邊境發生戰爭，亦皆懷宿怨而不肯為君致死。故山鐵國營，不惟無益於國，而且其害實有不可勝言者。此種思想之發生，實亦有其時代之背景，決非無病呻吟之談。考漢代鹽鐵政策，在孔僅時，本為官民合營。所謂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是也。至桑弘羊主政，始一律改為國營。故《鹽鐵論.復古篇》大夫云：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眾，無妨於民。夫既曰衣食縣官，給用甚眾，其為純粹國營而非民營或官民合營可知。又曰卒徒，則其所用勞動工人，有奴隸（徒）亦有良民（卒）又可知。此一政策施行之結果，較完全由私人自辦者，據代表政府之大夫所言，其優點固甚多。《鹽鐵論.禁耕篇》大夫云：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工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括而言之，即山鐵國營為私人自辦所不可及者，約有六端。即（一）有充分之時間（日作工事），（二）有雄厚之資金（財用饒），（三）有統一之規格（一其用），（四）有公平之價格（平其賈），（五）有擔任設計指導之工程師（吏明其教）及依照設計指導而工作之熟練的勞動工人（工致其事），（六）有合於當時科學水平的冶金比例（剛柔和）。如此，則由私人自辦而發生之（一）褊於日而勤於用（時間及資金不足），（二）鐵力不銷鍊，（三）堅柔不和等種種弊端，便可完全免除，而所鑄造之器物，亦自無不適用之患矣（器用便）。然以上所論，不過從理論上言之耳。事實上能否如其所期一一實現，則全視各地主持人──鹽鐵官長吏等之是否嚴格奉行法令以為決定。據《鹽鐵論.水旱篇》賢良云：縣官鼓鑄鹽鐵，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又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售）。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失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硬，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又《禁耕篇》文學云：故鹽冶之處，大抵皆依山川，近鐵?。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可見漢代鹽鐵國營政策中，所用工人主要皆出於徒隸。但亦有因卒徒作不中程而臨時徵發良民以時命助之者。故一則曰百姓苦之矣，再則曰百姓疾苦之，三則曰百姓病苦之。下疾怨上甚矣。鹽鐵會議舉行於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志》及《五行志》亦各有記載。《天文志》云：永始三年，十二月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為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五行志》云：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乃伏誅。一則曰山陽鐵官亡徒，一則曰山陽亡徒，足證當日鐵官徒隸之逃亡不守，實已成為不可否認之事實。而其暴動所經歷之地方竟達四十餘郡國之多，占漢代全國郡國一百三之百分之四十餘。其範圍之廣，聲勢之大，與羅馬之以斯巴達卡斯（？──紀元前七一）為首之奴隸大起義，可謂東西相映，無獨有偶。於此，吾人可得下列結論，即本文著者在鹽鐵政策上之意見，與桑弘羊實已完全不同。其所以發生不同意見之原因，第一，由於著者對於財政經濟，素持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之主張，故認為與其自行生產，不如使人民生產而以輕重之筴操縱之，反可收到
一可為十，十可為百之效果。第二，由於吸收桑弘羊鹽鐵國營政策施行以後發生流弊之實際經驗與教訓，故遂提出此修正之意見。惟於此有應特別注意者，即善者不如與民一語，亦自有其時代背景。漢武帝實行鹽鐵專賣政策，一開始即遭到不少人之反對。東郭咸陽、孔僅所謂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史記.平準書》）者，全屬事實。董仲舒即曾提出鹽鐵皆歸於民之建議（《漢書.食貨志》），司馬遷亦發為上者因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之言。至昭帝始元六年，舉行鹽鐵會議時，代表反對派之賢良文學，更大肆鼓吹其宜修孝文時政（《漢書.杜延年傳》）的復古主張，一則曰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願罷鹽鐵酒榷均輸（《鹽鐵論.本議篇》），再則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非鞅篇》），三則曰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愚以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可賦歸之於民（《園池篇》），四則曰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
《相刺篇》），五則曰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能言篇》）。可見以鹽鐵與民，乃是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來直至賢良文學，所共有之一貫主張。今本書在許多經濟政策方面，基本上是與桑弘羊一派相同，獨至山鐵一項，卻又採取與桑弘羊相反之賢良文學的意見。因此，不僅可以證明本書之寫成，當在成帝時兩次鐵官徒暴動以後，而且還可以證明本書與《鹽鐵論》間之關係，確實是本書抄《鹽鐵論》而不是《鹽鐵論》抄本書，殆已毫無疑義矣！又案：郭沫若於引用拙稿本節前半段文字之後，又加以案語云：馬氏以《管子輕重》諸篇作於王莽時，故以此徒隸逃亡作為成帝時鐵徒暴動之反映，說雖新穎，但大有可商。考春秋中葉齊靈公時器《叔夷鐘銘》，已有造鐵徒四千為汝敵寮語，而秦代亦有鐵官（見《史記.自敘》司馬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是可證鐵初發現時固主要為官營。官營，則徒隸逃亡乃經常事，不必至成帝時始有鐵徒暴動發生。奴隸暴動，非至大火燎原，例為史官所不載。且如陳涉吳廣起義，亦為徒隸大暴動，雖非鐵官徒，然不能斷言其中固毫無鐵官徒存在也。《漢書.食貨志》董仲舒疏：（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此語尤足證鐵徒逃亡暴動之事，不始於漢。今案：此處有兩點應該注意。第一，關於《叔夷鐘銘》造鐵徒四千云云，原文作●（省作陶，或釋造）●徒四千，近已有人認為與鐵無關。據稱：叔夷鐘為齊靈公（公元前五字衍變看，●、●的出現，自應早於鐵。●、●與●同，都是指黑色，引申為隸徒或庶人的代名詞。所指身份，與土馭（即徒御）相近。有人認為●人和陶●徒都應是一種服兵役的自由民。從上引《叔夷鐘銘》的前後文義看，陶●。也有可能是地名。總之，這個字與鐵無關。（見一九七六年《文物》第學之意見完全相同。而其所謂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則竟下與《漢書.刑法志》所論毫無二致。至汝漢之金禺氏旁山之玉，亦皆為漢代現實事實之反映，前者見於《鹽鐵論.力耕篇》，後者據王國維考證，亦漢文景時事。此外，本節所列農工業生產工具，比《海王篇》所列為多，僅農器一項，即有鎌、鎒、椎、銍四種為《海王篇》所未有。而鎒與銍，乃王莽巡狩時所親自?帶以為天下之倡導者。又車工所用之釭，據《方言》乃關以西人用語，在齊人則稱之為鍋。則此文作者似亦是關以西人，而非齊人。又通貨一詞，在《鹽鐵論》中，尚只稱為通施，本書《國蓄篇》亦稱為通施。至本篇乃忽改稱為通貨。若與上面所述各事聯系觀之，則此貨字亦只能認為是王莽所造寶貨五品之反映，而不是所謂齊邦法化即墨法化之化，亦甚明顯。總而言之，本書所言鹽鐵政策，從其全部建制，及由此建制而派生之各種有關專門術語，如管籠鄣衡准長度巧幣公幣公錢平賈月賈，殆無一而不是漢代現行經濟政策及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之反映。當然，亦有若干字句或事實，曾孤立地見於古時文物之中，如銍字見於《詩.周頌.臣工》，鐵官見於秦始皇時。此如《墨經》中有關於光學之紀錄，確為事實。但如果據此即斷定今日之聲光化電等科學原理及其規律，在二千餘年前之《墨子》書中即已形成，則未能免於但見樹木不見森林之譏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一〕。
管子對曰：河●諸侯，畝鍾之國也〔二〕。●〔三〕，山諸侯之國也。河●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
管子對曰：河●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眾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四〕。
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
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五〕，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六〕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倳戟〔七〕，程諸侯五釜而得倳戟。十倍而不足〔》未收，當是磧之誤字。《說文》：磧，水渚有石者。謂山諸侯者乃沙磧之國。猶杜甫之言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矣。丁士涵以●為百負二字之誤，百負即百倍，言畝鍾之國百倍於山諸侯之國，張佩綸以●當作饋，謂河淤諸侯為畝鍾之國，山諸侯為饋食之國，常資河淤諸侯之饋遺，郭沫若謂●疑作漬，當在山諸侯下者皆非。
〔四〕元材案：理，治也。《國蓄篇》云人君不能治，《漢書.食貨志》引，治作理，是其證。下同。又《地數篇》云：本富而財物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即此處穀眾多而不能理，固不得有之義也。此言畝鍾之國，得天獨厚，故不知愛惜，而有粒米狼戾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等現象。結果，其穀必流越而之天下，雖有而亦等於無。山諸侯之國則自知其不足，故能未雨綢繆，不僅五穀無所浪費，且能歛蔬藏菜，以備不虞。《國語.魯語》所謂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向義，此之謂矣。
〔五〕元材案：狄諸侯程諸侯，不知何所取義。大抵亦是隨意假託之名詞，猶言甲諸侯乙諸侯也。
〔六〕元材案：錙，古衡名。《說文》：六銖也。重六百黍。或曰六兩為錙，見《淮南子.詮言篇.高注》。或曰下文所謂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之意。何如璋謂泉者泉刀也。雨五尺，泉流於下也。幣在下則國貧，故辱。食謂穀也。稱之，謂如泉之流於下也。穀散則無積，故亡。張佩綸謂：食稱無義，疑當作稱貸，脫去貸字耳。李哲明（郭沫若說同）謂：稱即稱貸，言國恃稱貸而食，其國必亡。許維遹謂：泉雨疑為暴雨之訛。暴雨數臻，而水入地五尺深，言災之甚也。食稱當作饋食。皆與原義不符，故不從之。
〔二〕王念孫云：露當為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侈靡篇》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何如璋說同。元材案：以霜露連言者，漢人亦多有之。《史記.公孫弘傳》君不幸罹霜露之疾。《索隱》：言罹霜露寒涼之疾。《漢書》同。又《漢書.淮南厲王長傳》：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又《爰盎傳》：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似不改字亦可通。足其所，解已見《輕重甲篇》。此蓋承上文待五穀者眾也之意而申言之。謂樹木之能後凋者即非天所能制。人民皆家給人足，則無求於人，雖聖人亦無能役使之。《侈靡篇》云：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彼作能自治，從政治言。此作足其所，則從經濟言。是其不同也。
〔三〕元材案：奪然後予者，謂善為國者必先運用輕重之筴，將人民之五穀財物及貨幣轉移其所有權於政府手中。然後通過政府之號令，或以爵祿之形式，或以賞賜之形式，或以平糶之形式，或以賑濟之形式以回歸於人民。《國蓄篇》所謂予之在君，奪之在君，《揆度篇》所謂富能奪，貧能予是也。高然後下者，謂政府應先使物價高漲，然後以平價售之於民，《山國軌篇》所謂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出萬物，隆而止是也。喜然後怒，似專指戰士而言。謂必先使其心中喜悅，方能激動其同仇敵愾之情。本篇下文所謂素賞之計，《輕重甲篇》所謂
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是其義矣。舉即《孟子.梁惠王篇》五旬而舉之之舉，天下可舉，猶言天下可攻而取之。
桓公曰：強本節用〔一〕，可以為存乎？
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二〕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三〕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四〕，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五〕，然後可以朝天下。
〔一〕元材案：強本即彊本。《淮南.修務篇.高注》：彊，力也。本，與《地數篇》吾欲富本之本作國字講者不同，此處指農業而言。彊本即力農，意謂加強農業生產。《鹽鐵論.力耕篇》文學所謂尚力務本，《漢書.溝洫志》所謂令吏民勉農，盡地利者是也。節用即節約開支。《荀子.天論篇》云：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至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引其父司馬談論墨家要旨語，更特別對此一主張予以肯定。一則曰：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再則曰：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將問題提到既是不可廢，又是雖百家弗能廢的重要地位。而本篇著者則以為專務彊本節用，不但不足以為存，而且還可以引起人民苟且偷安之心，其結果，必然將如紀（范）氏之國亡而身無所處。此處特別提出一個存字，極可注意。存與廢互為對文。證明此一段文字，不是在批判荀子，而是對司馬遷的《史記.自序》的針鋒相對的有力批判。
〔二〕張佩綸云：《說文》無愈字，愈即瘉。《爾雅.釋詁》及《詩.角弓.傳》：瘉，病也。《樞言篇》：病加於小愈。益愈謂益之疾，故其弊至於國亡而身無所處。郭沫若云：益愈即差可之意，張說殊泥。下文言紀氏之國強本節用，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乃不能理之為害，非強本節用之為害也。強本節用而能理，則可以存矣。元材案：益，《漢書.高紀.顏師古注》云：多也。愈即《漢書.淮南王安傳》王亦愈欲休之愈。王先謙《補注》引王念孫曰：愈讀為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此言彊本節用，雖然可以使五穀豐滿，但同時亦能引起人民苟且偷安之心，而國家又不能運用輕重之策以守之，以致粒米狼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而四流歸於天下，則與紀（范）氏之國亡而身無所處者，同為亡國喪身之資而已。兩氏說非。
〔三〕元材案：紀氏當依《鹽鐵論.力耕篇》作范氏。《
力耕篇》云：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與此文略同。惟彼處強大當是強本之誤。《國語.晉語》載范中行氏自晉亡齊，以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當即兩文所本。各書皆無言紀氏彊本節用之事者。顧廣圻以彼處范氏為紀氏之誤，何如璋、張佩綸均以此紀氏為即左莊四年傳紀侯大去其國之紀國者皆失之。
〔四〕何如璋云：為天下虜者，強本節用則穀多，多而上不能守，則價輕，為人所泄，而穀流於天下。是我民力農而鄰國坐而食也。非奴虜而何？
〔五〕元材案：此數語，又見《鹽鐵論.力耕篇》。惟《力耕篇》僅有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兩句，本篇則於上述兩句之外，又增加天下多我寡一句。此點極重要。《力耕篇》所言輕重高下，皆只就原則言，本篇則進一步提出多寡二字，作為實現此一原則之具體措施。如果說《國蓄篇》散則輕，聚則重二句，是對《史記.貨殖傳》計然學說之發展，則本篇天下多我寡一句乃是對《鹽鐵論.力耕篇》桑弘羊學說之發展。天下多我寡者，多則輕，寡則重，物重則至，輕則去，故天下多而我寡，亦所以致諸侯之穀而來天下之財之術也。惟寡之之法，並非將現有之穀與財物盡行消滅，但須由政府設法歛而藏之，勿使其在市場中流通，即可以達其目的矣。《山至數篇》所謂：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義與此同。餘已詳《乘馬數篇》。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一〕，而辟方都二〔二〕，為之有道乎？
第 1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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