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5 章
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第 5 章
老舍本来想以南洋为背景写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但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功夫到各地去考察实情，只得作罢。他自己讲：“好吧，我以小人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还曾经这样讲过创作《小坡的生日》的动机：“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注：《还想着它》。）作家的这个构思，决定了《小坡的生日》描述的重点。
在作品中，作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色彩绚丽的南洋。《海岸上》、《在花园里》等章节对新加坡的风景、天气、人物都有逼真而生动的描写。《种族问题》一节，作家借小坡的一条红绸子，魔术师一般，打扮出居住在新加坡的“各色人等”的模样。你看：小坡把红绸子往头上一裹，裹成上尖下圆，脑后还耷拉着一块儿，他便是印度人了。再把这件宝贝从头上撤下来，往腰里一围，当做裙子，小坡便是马来人啦。嘴唇撅撅着，蹲在地上，用手抓着理想中的咖哩饭往嘴中送，吃完饭，把母亲的胭脂偷来一小块，把牙和嘴唇全抹红了，作为是吃槟榔的结果。他把宝贝从腰中解下来，请妹妹帮着，费五牛二虎的力气，把妹妹的几个最宝贵的破针全利用上，作成一个小红圆盔，戴在头上，然后搬来两张小凳，盘腿坐上一张，那一张摆上些零七集》第二卷第19页。）把上述的一切描述合起来就构成一幅关于新加坡的风俗画。老舍借这些描述，流露出他对于新加坡人民深挚的感情以及希望他们生活幸福的良好祝愿。从字里行间我们仿佛可以感觉到作家厚重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温热。
作家借助于幻想的形式——小坡梦中历险的情节，表达了全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立在同一战线上去争战！”（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的思想。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处，这是《小坡的生日》艺术处理上的一个特点。诚如作者所说，前半虽然是描写小孩，可是把许多不必要的实景加进去；后半虽是梦境，但也时时对南洋的事情作小小的讽刺。从全书看，自《咕拉巴唧》一节至全书结末，都是写小坡的梦境，这是情节的中心部分。在这部分里有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故事：狼猴大战和人虎大战。在《狼猴大战》一节先是勾勒出狼王的狡诈，它以请猴王吃饭的手段，在酒席宴上咬掉猴王的耳朵，并抢占了猴山；以后猴大王委派张秃子为新猴王，不久遭到狼兵的袭击。在狼猴大战中，由于狼兵的凶狠和顽强，也由于猴兵的羸弱和怯懦，猴兵纷纷临阵脱逃。这寓意是很明显的：在强狼面前，不团结、退缩，必然遭到惨败。这虽属虚幻的故事，但对于现实中的南洋，含有“小小的讽刺”是不难看出的。“人虎大战”是高潮部分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分，作家把小坡的现实生活同他的梦境交织起来。小坡生日那天，同全家人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中一对恋人被恶人迫害，这对于小坡的感情是一个打击。于是他在梦中遇到电影中的角色之一“大脑袋”咕拉巴唧。咕拉巴唧告诉他说，爱人“钩钩”被老虎夺走了。小坡为帮助寻找“钩钩”上了猴山，之后又上虎山。对于虎山的描述作家也采取了幻想与现实杂揉的手法，虎山之上也有小学校，小学校中也有先生，先生又恰巧是小坡的伙伴三多的老师“糟老头子”。“糟老头子”既是虎孩子的先生，又是老虎的“参谋”。他帮助老虎迷醉了“钩钩”，使她忘记了咕拉巴唧。“钩钩”喝了迷魂汤以后“她就把家也忘了，把什么都忘了，一心愿意住在山上！”老虎专事掠夺，而“糟老头子”的理论是：一只苹果如果两个人吃，不是一人一半，而是“谁能抢，谁多吃一口”。虎山上的事体可以使人自然地想到殖民主义者的行径，“糟老头子”的理论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逻辑的一个浓缩而已。为了夺回“钩钩”，小坡邀集南星（广东胖小子）、两个小印度、三多、仙坡、两个马来小妞，齐上虎山打虎。他们“照猫画虎”，先变做小猫，混上虎山，经过一番周折，偷出“钩钩”。故事的结尾是小坡在逃离虎山时堕入大海，于是梦惊而醒。这自然还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然而同“狼猴大战”的结局比较，是光明多了，这无疑是作家所肯定的。作家所要表述的主题思想是：眼前的事实固然是帝国主义的横行无忌，在新加坡杂居的“各色人等”也还处于涣散状态，但是终有一天——也许就是孩子们这一代，总会奋起抗争；只要东方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去争战，尽管会历尽艰险，胜利总是可以夺取的。这在当时当然不过是一个理想，或者还只是一个奇警的预言。但是，老舍祝愿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都得到幸福的博大胸怀和深厚的感情，却充分的表达出来了。
《小坡的生日》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在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家立意写南洋，却独辟溪径，借小坡的眼睛来观察，借小坡的感情来体验，整个作品透露着一种童稚的情趣，充满着奇美的想象。孩子事，孩子话，然而又包含着严肃而深刻的思想。现实的南洋和梦幻中的南洋相交织，扩大了作品的容量。这些都可以看出作家艺术上的匠心。这部童话的语言“浅明简确”，俗白优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老舍讲：“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如果说，《稻草人》的创作开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先河，使封神榜式的小说相形见绌，奠定了中国现代童话的地位，那么，《小坡的生日》就是又一本为中国现代童话争得声誉的力作。
第六章 第二故乡（一九三o——一九三四）
大夜弥天
怀着对祖国和亲人深深的眷恋之情，老舍结束了客居异国的漂泊生活，一九三○年春，自新加坡经上海回到梦魂牵绕的北平，同亲人团聚。
但是，老舍所看到的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葱茏而又秀丽的祖国，也不是他想象中的“东方革命”的热烈景象，而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经照射进一线光明的旧中国，重又陷没于大夜弥天的苦境之中。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新的反革命的军事专政。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又在国民党各派军阀中扶植代表自己利益的势力，因而在国民党地方军阀之间加紧了明争暗斗，展开了频繁的争战。据统计，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间，国民党新军阀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有六、七次之多。（注：1927年10月到1928年1月间有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1927年11月、12月间爆发广东军阀和广西军阀间争夺广东的战争；1928年2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此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出面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济南，截断津浦铁路，酿成济南惨案。6月间，蒋、桂、冯、阎四派占领北京和天津，取代张作霖的张学良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下，同蒋介石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原来的蒋、桂、冯、阎的联盟遂告瓦解。其后不久，1929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争夺华中的统治权，又结成反蒋联盟，于是爆发了蒋桂战争。4月，桂系失败，李、白回桂盘踞。11月、12月有蒋对冯玉祥的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又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1930年4月到11月有蒋和阎冯的中原大战。）战争遍于大半个中国，约有五十万人死亡。蒋介石新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狗咬狗”的争斗中扩充了实力，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城市工人阶级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被剥夺殆尽，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建立的农民协会等均遭到豪绅地主的摧毁。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戮。从一九二学院的聘请，赴齐鲁院任教。
在湖光山色背后
从一九三○年七月到一九三四年秋初，老舍在济南度过了四年的岁月。他自己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的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在老舍看来：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它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到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他喜欢济南还不仅因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济南他可以“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象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精神，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老舍在齐鲁院副教授，曾先后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课程。业余时间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
刚到齐鲁大学时，他住在文学院办公楼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屋子。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南望，可以依稀看到千佛山上点点的庙宇。这时他是单身一人，教学工作之余，常常流连于济南的湖光山色之间，生活的节奏表面上看是平静而又舒徐的。他曾经这样赞叹济南的风光：“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注：《吊济南》。）
老舍不是心境恬淡的隐士，也不是浪迹江湖的游客。在济南的明湖绿柳中间，他看出国民党腐败的“市政”淹没了济南的“丽质”：“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特别是看到破败的城楼上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使他想到“五三惨案”的惨景，仿佛亲人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兽行，国民党政府的苟且偷生和投降卖国，市民的庸庸扰扰，都使他感到一种难于拂去的沉重和悲愤。他说：“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心。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注：《吊济南》。）
对国事的忧思，推动老舍选择一九二学创作。她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真社”，“真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当时她以燕岩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与散文。老舍从国外回来，住在友人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州家里。胡洁青代表“真社”的文学青年慕名请老舍做报告，第一次同老舍见面。事后，当母亲含而不露地问起她的印象时，她只是说，瘦瘦的，人很诚恳。但是，这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这里似乎没有多少浪漫气息，还是在罗莘田（罗常培）和白涤州的促成下，他们才结了婚。质朴而又沉挚的感情原也就是这样在心的深处潜流，后来的生活证明，他们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胡洁青后来深情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同意的，没有半点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胡洁青在济南一所中学教书，老舍在有课的时候到齐鲁大学去上课。因为他们的住所距离学校不远，时常有朋友或学生来拜访他们。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注：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故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老舍是一个童真未泯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这样对待别人的孩子，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九三三年，他们的家庭里添了一个小女儿，因为生在济南，所以起名为“济”。老舍曾经十分风趣地叙述小济降生以后给家庭带来的欢闹和混乱：“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注：《有了小孩以后》，《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孩子的琐事奔忙，跑书店、药店，因此也增添了不少新鲜的经验。他钟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做牛做马”，这不是他的琐屑，也不简单的是忘情于小家庭的欢乐之中，这里透露着他对于未来虽属渺茫却十分执着的爱。
济南四年，老舍紧张而又忙迫。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从事教学工作“总求无愧于心。这么着，平日的时间便完全花费在上课与备课上，非到暑假不能拿笔写自己的东西。”（注：《我的暑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样，暑假本该休息，他却忙起来。一九三二年暑假，他头缠毛巾，肘腕子下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以每天两千字速度，赶出了十多万字的《离婚》。也是一年的暑假（一九三四年），冒着屋里九十度（华氏）的炎热，昏昏忽忽，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指背流到纸，赶完了《牛天赐传》。老舍戏称这种写作生活：“往好里说，这叫做努力；实际说来，这是‘玩命’！”
济南四年，老舍创作成果甚丰。除《大明湖》外，长篇小说还有三部：《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微神》、《黑白李》等十五篇结集为《赶集》出版。此外，他还在《论语》、《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幽默诗文，后结集为《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老舍还曾经把他讲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整理成书，由齐鲁大学内部印行，以讲义的形式发给了学生。这本题为《文学概论讲义》的学术著作，老舍后来并未公开出版，这也许是由于作家的自谦吧？他说过，“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注：《读与写》。）但是，这部讲义的内容却告诉我们，老舍不仅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在艺术理论上富于创见的批评家。《文学概论讲义》凡十五讲，分别阐述了文艺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对中国历代“文说”的得失，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创造、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风格等问题，都有所涉及；此外，对于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倾向以及各类文学体裁的特征，也都做了简要的分析。老舍认为，“文学与别的艺术品一样，是解释人生的”；艺术品虽然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但它同时又是“美与真理的再生”；作家应该“从社会中取材”，应该善于“捉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而且会表现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样嚷出的感情”。“文学是时代的呼声。”这些艺术观点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当然，由于当时的老舍还未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一些问题的论述难免有不够正确或不够全面的地方。这些都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来看待，不应该苛责于老舍的。
济南四年，老舍的创作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普罗文学的兴起，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都给予老舍以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讲过：“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合着理论，在创作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注：《老舍选集·自序》）在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他的作品的内容日趋深刻，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也越加沉实有力。《猫城记》固然有“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注：《老舍选集·自序》）的缺点错误，但是它的更主要的篇幅却是针对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政和投降卖国的罪行的，其它如《离婚》涉及到国民党的特务制度，《老舍幽默诗文集》中的不少篇章直接指斥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不抵抗主义。这些作品，都不是“兴之所至”的即兴作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之作。
第七章 忧愤.迷惘.追求——《猫城记》
《猫城记》的厄运
《猫城记》是老舍回国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老舍创作道路上，它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它却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它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现代》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学。虽则他们所讽刺的对象，尽管不同，一个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东方式的半封建国家，但是两个人都能在独特的风格里，包含着蕴藉的幽默味，给一个将近没落的社会，以极深刻的写照，则又恰恰都是成功的。”评论作者认为，这部作品“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它是现在幽默文学中的白眉”。对于作品的缺点，评论作者认为，作品借那个火星上旅行的外国人之口，一再悲叹的说，这个民族的复兴，是无望了。这样的论断，“有些以偏盖全，以部分涵盖全体，所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因为“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别有其新生的一面”。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几乎是同时，李长之也发表文章，肯定了《猫城记》的成就，并将老舍与鲁迅从讽刺风格上加以比较，颇能发人深思，是《猫城记》评论中很应该引起注意的意见。（注：详见李长之：《〈猫城记〉》，见《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总之，这些评论对《猫城记》都是基本肯定的。
老舍是个严肃的作家。这个作品尽管当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并不认为凡是自己创作的都是成功的作品。他在两年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了《我怎样写〈猫城记〉》这一篇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他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也认真地回顾和审视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指导思想，他承认这是本“失败的作品”，这不仅因为《猫城记》缺少幽默，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老舍对自己是过于苛刻了。但是，从中也透露出老舍锐意求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旧中国的改造发生积极影响的强烈愿望。应该说，这种不断地检视自己的创作，力图跟上时代主潮的积极态度，正是他后来所以能够逐渐同人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主观因素。这种严肃的态度到了建国初期发展为一种自觉的革命责任感，他对自己作品社会效果的考虑越加严格。当他一九五一年编定短篇小说的选集时，明白地宣布不再重印这本书，并说：“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注：《老舍选集·自序》。）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老舍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这个作品，他还是有分析的，他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他说得很清楚，这个作品的肯定的一方面是“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这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这个作品的错误在于“也讽刺了前进的人们，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注：《老舍选集·自序》。）这样的看法是认真的、客观的、冷静的。
事实上，从思想上全盘否定《猫城记》，或者只讲《猫城记》的问题、缺陷而不全面地公正地评价它的得失，是后来发生的事。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研究者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这是不难理解的。对于一部作品，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偏颇的意见，或者有一些不同的评价，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都还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或讨论。十年动乱期间，情形就根本不同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欲置老舍于死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背景下，《猫城记》彻底地遭了厄运。它被毫无根据地宣判为“媚敌卖国的反动小说”，老舍本人也遭到同样的诬陷。（注：1969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
今天，人们希望重新评价《猫城记》，对它的得失做出全面的、恰当的分析，正是势所必然。
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猫城记》的故事是这样的：开头叙述“我”与“自幼同学的好友”乘飞机到火星去旅行。当他们飞进火星的气圈时，飞机“出险”，坠毁于火星之上，机骸零落，朋友身亡，“我”幸免于难。以下叙述“我”在猫城的历险经过。“我”举目四顾，惟见灰雾弥天，惊恐之下，遇猫人，被掳于暗室，不久获得解脱，被猫人奉为“神明”，享受优厚待遇，“我”因而得以遍观猫城的一切。故事的结局是猫人被“矮人”灭绝，“我”于半年后遇法国探险飞机，遂随机返回故国。
作品以“我”在猫城的奇特的遭遇以及由于这些奇特遭遇而生出的感触为线索，广泛地描摹了猫人的生活、习俗、政治制度、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形。这当然不过是一种假托。不难看出，猫城实为旧中国的象征，而猫人则为中国人的变形。作品以幻想的形式出之，相当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以及由于这种统治造成的群众的愚昧、麻木、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面前妥协误国的行径，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老舍写作《猫城记》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虎视眈眈，妄图一举南下吞并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猫城记》中轰响着作家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矮人”以极野蛮的方式侵入了猫国，而猫国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官僚、政客，仍处于麻木和苟安的境地中。“外国人打进来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势，大蝎邀集他的同僚商讨对策。结果竟然是无动于衷，“老年的人没有任何表示，眼睛好象省察着自己的内心。中年的有一位刚要点头，一看到别人，赶快改为仰头看天”。最后大蝎提议“点几个妓女陪陪”，人们这才“全活过来”，“政事”也就在这种恬嬉之中不了了之。外务部部长国难当前，却忙着给儿子娶媳妇，对于“矮人”入侵，除了空言抗议别无他法。外务部大门四开，只地上“堆着一些大石板，石板上都刻着抗议”。“所谓外交者……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便送去一块‘抗议’，外交官便是抗议专家。”此外，最高的国策就是逃跑了，“迁都！迁都！皇上搬家！”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个军队，没有马鸣，没有旗帜，没有刀枪，没有行列，只在一片热沙上奔跑着无数裸体猫人，个个似因惊惧而近于发狂，拼命的急奔，好似吓狂了的一群，一地，一世界野人。”“矮人”逼进猫城，情形又一变，正在狂逃的大蝎一般人转而趋进“矮人”，这是因为“谁先到谁能先把京城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作”。
谁都知道，这样的故事，虽属象征，却绝非虚构。作家明显地取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发生的实事。作家也不是单以暴露这些丑行为快事，而是怀着一种难言的悲愤心情的。作家借“我”的感触，这样诉说自己感情上的痛楚：“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样的历史，怎能纯以一些带感情的话解说事实呢！我不是读着一本书，我是听着灭亡的足音！”
《猫城记》展示的是猫国灭绝的过程。“矮人”的打进，暴露了猫国的一切腐败的征象，其实这种“恶疾”是早就潜藏于这个国家的内部的。这种不治之症的病因可以有许多方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中国的日益殖民地化，反动统治阶级的专横和腐朽，等等。应该说，作者还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综合，但他看到了这些现象，并试图以艺术的手法概括在作品中。作者以“迷叶”传入中国，成为国食，最后终被“迷叶”毒害的故事，展开了中国日益衰弱、日益被帝国主义欺凌的过程。“迷叶”，实为鸦片的代名词。鸦片传入中国，是帝国主义实施经济侵略的结果。“迷叶”在《猫城记》中，做为情节线索之一贯穿全书带有多种象征意义。它最初被传入中国是做为一种麻醉品被人们享用，虽一度禁止，但因为皇后都吃上了瘾，终于禁止不住。吃“迷叶”的结果，是“越吃越懒”，地没人种了，到处起了抢劫。“这三百年来是抢劫的时代”。“迷叶”在这里是做为帝国主义戕害中国人的灵魂的象征物而出现的。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说来，“迷叶”又是他们奴役人民群众、榨取民脂民膏、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政客、军官、诗人兼地主，他们竞相种“迷叶”，是因为这些“迷林”维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不种便丢失了一切势力，作政治需要迷叶，不然便见不到皇帝。作军官需要迷叶，它是军饷……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可以横行一世。‘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原因，保护迷林，就成为保护统治利益的同义语。谁来保护迷林？外国人。“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在所谓保护“迷林”的“事业”中，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中国也就日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海深渊。作者以讥讽的语调指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因此也就非常地怕外国人”，“外国人咳嗽一声，吓退猫国五百兵”。这是一个可悲的历史现象。作品围绕“迷叶”传入猫国使猫国一天天变坏的故事概括地描述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历史上中国人民所受的屈辱和历代统治阶级（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惧外、媚外的嘴脸。作品也揭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渔肉中国人民的事实：“外国人……在猫国里的利害冲突是时时有的。但是他们决不肯互相攻击让猫国得着便宜。”“大家约定：只负替地主抵抗猫国人。遇到双方都有外国人保护的时候，双方便谁也不准侵犯谁；有不守这个条约的，便由双方的保护人商议惩罚地主或为首的人。这样，既能避免外国人与外国人因猫国人的事而起争执，又能使保护人的地位优越，不致受了猫国人的利用。”这样的叙述也许缺乏形象感，但是这种认识却相当深刻地指出了旧中国各派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操纵下连年争战以及帝国主义火中取栗的历史真实。
这种“灭亡的足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变得更加清晰而切近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作家的感情是这样矛盾、痛苦：愤怒和失望，诅咒和劝说，惊惧于灭亡的前景和执着地追求光明，这些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猫城记》的沉郁的基调。
对古老民族灵魂的透视
第 5 章
恋耽美
第 5 章
老舍本来想以南洋为背景写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但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功夫到各地去考察实情，只得作罢。他自己讲：“好吧，我以小人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还曾经这样讲过创作《小坡的生日》的动机：“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注：《还想着它》。）作家的这个构思，决定了《小坡的生日》描述的重点。
在作品中，作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色彩绚丽的南洋。《海岸上》、《在花园里》等章节对新加坡的风景、天气、人物都有逼真而生动的描写。《种族问题》一节，作家借小坡的一条红绸子，魔术师一般，打扮出居住在新加坡的“各色人等”的模样。你看：小坡把红绸子往头上一裹，裹成上尖下圆，脑后还耷拉着一块儿，他便是印度人了。再把这件宝贝从头上撤下来，往腰里一围，当做裙子，小坡便是马来人啦。嘴唇撅撅着，蹲在地上，用手抓着理想中的咖哩饭往嘴中送，吃完饭，把母亲的胭脂偷来一小块，把牙和嘴唇全抹红了，作为是吃槟榔的结果。他把宝贝从腰中解下来，请妹妹帮着，费五牛二虎的力气，把妹妹的几个最宝贵的破针全利用上，作成一个小红圆盔，戴在头上，然后搬来两张小凳，盘腿坐上一张，那一张摆上些零七集》第二卷第19页。）把上述的一切描述合起来就构成一幅关于新加坡的风俗画。老舍借这些描述，流露出他对于新加坡人民深挚的感情以及希望他们生活幸福的良好祝愿。从字里行间我们仿佛可以感觉到作家厚重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温热。
作家借助于幻想的形式——小坡梦中历险的情节，表达了全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立在同一战线上去争战！”（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的思想。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处，这是《小坡的生日》艺术处理上的一个特点。诚如作者所说，前半虽然是描写小孩，可是把许多不必要的实景加进去；后半虽是梦境，但也时时对南洋的事情作小小的讽刺。从全书看，自《咕拉巴唧》一节至全书结末，都是写小坡的梦境，这是情节的中心部分。在这部分里有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故事：狼猴大战和人虎大战。在《狼猴大战》一节先是勾勒出狼王的狡诈，它以请猴王吃饭的手段，在酒席宴上咬掉猴王的耳朵，并抢占了猴山；以后猴大王委派张秃子为新猴王，不久遭到狼兵的袭击。在狼猴大战中，由于狼兵的凶狠和顽强，也由于猴兵的羸弱和怯懦，猴兵纷纷临阵脱逃。这寓意是很明显的：在强狼面前，不团结、退缩，必然遭到惨败。这虽属虚幻的故事，但对于现实中的南洋，含有“小小的讽刺”是不难看出的。“人虎大战”是高潮部分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分，作家把小坡的现实生活同他的梦境交织起来。小坡生日那天，同全家人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中一对恋人被恶人迫害，这对于小坡的感情是一个打击。于是他在梦中遇到电影中的角色之一“大脑袋”咕拉巴唧。咕拉巴唧告诉他说，爱人“钩钩”被老虎夺走了。小坡为帮助寻找“钩钩”上了猴山，之后又上虎山。对于虎山的描述作家也采取了幻想与现实杂揉的手法，虎山之上也有小学校，小学校中也有先生，先生又恰巧是小坡的伙伴三多的老师“糟老头子”。“糟老头子”既是虎孩子的先生，又是老虎的“参谋”。他帮助老虎迷醉了“钩钩”，使她忘记了咕拉巴唧。“钩钩”喝了迷魂汤以后“她就把家也忘了，把什么都忘了，一心愿意住在山上！”老虎专事掠夺，而“糟老头子”的理论是：一只苹果如果两个人吃，不是一人一半，而是“谁能抢，谁多吃一口”。虎山上的事体可以使人自然地想到殖民主义者的行径，“糟老头子”的理论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逻辑的一个浓缩而已。为了夺回“钩钩”，小坡邀集南星（广东胖小子）、两个小印度、三多、仙坡、两个马来小妞，齐上虎山打虎。他们“照猫画虎”，先变做小猫，混上虎山，经过一番周折，偷出“钩钩”。故事的结尾是小坡在逃离虎山时堕入大海，于是梦惊而醒。这自然还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然而同“狼猴大战”的结局比较，是光明多了，这无疑是作家所肯定的。作家所要表述的主题思想是：眼前的事实固然是帝国主义的横行无忌，在新加坡杂居的“各色人等”也还处于涣散状态，但是终有一天——也许就是孩子们这一代，总会奋起抗争；只要东方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去争战，尽管会历尽艰险，胜利总是可以夺取的。这在当时当然不过是一个理想，或者还只是一个奇警的预言。但是，老舍祝愿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都得到幸福的博大胸怀和深厚的感情，却充分的表达出来了。
《小坡的生日》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在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家立意写南洋，却独辟溪径，借小坡的眼睛来观察，借小坡的感情来体验，整个作品透露着一种童稚的情趣，充满着奇美的想象。孩子事，孩子话，然而又包含着严肃而深刻的思想。现实的南洋和梦幻中的南洋相交织，扩大了作品的容量。这些都可以看出作家艺术上的匠心。这部童话的语言“浅明简确”，俗白优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老舍讲：“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如果说，《稻草人》的创作开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先河，使封神榜式的小说相形见绌，奠定了中国现代童话的地位，那么，《小坡的生日》就是又一本为中国现代童话争得声誉的力作。
第六章 第二故乡（一九三o——一九三四）
大夜弥天
怀着对祖国和亲人深深的眷恋之情，老舍结束了客居异国的漂泊生活，一九三○年春，自新加坡经上海回到梦魂牵绕的北平，同亲人团聚。
但是，老舍所看到的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葱茏而又秀丽的祖国，也不是他想象中的“东方革命”的热烈景象，而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经照射进一线光明的旧中国，重又陷没于大夜弥天的苦境之中。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新的反革命的军事专政。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又在国民党各派军阀中扶植代表自己利益的势力，因而在国民党地方军阀之间加紧了明争暗斗，展开了频繁的争战。据统计，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间，国民党新军阀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有六、七次之多。（注：1927年10月到1928年1月间有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1927年11月、12月间爆发广东军阀和广西军阀间争夺广东的战争；1928年2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此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出面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济南，截断津浦铁路，酿成济南惨案。6月间，蒋、桂、冯、阎四派占领北京和天津，取代张作霖的张学良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下，同蒋介石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原来的蒋、桂、冯、阎的联盟遂告瓦解。其后不久，1929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争夺华中的统治权，又结成反蒋联盟，于是爆发了蒋桂战争。4月，桂系失败，李、白回桂盘踞。11月、12月有蒋对冯玉祥的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又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1930年4月到11月有蒋和阎冯的中原大战。）战争遍于大半个中国，约有五十万人死亡。蒋介石新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狗咬狗”的争斗中扩充了实力，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城市工人阶级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被剥夺殆尽，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建立的农民协会等均遭到豪绅地主的摧毁。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戮。从一九二学院的聘请，赴齐鲁院任教。
在湖光山色背后
从一九三○年七月到一九三四年秋初，老舍在济南度过了四年的岁月。他自己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的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在老舍看来：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它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到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他喜欢济南还不仅因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济南他可以“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象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精神，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老舍在齐鲁院副教授，曾先后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课程。业余时间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
刚到齐鲁大学时，他住在文学院办公楼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屋子。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南望，可以依稀看到千佛山上点点的庙宇。这时他是单身一人，教学工作之余，常常流连于济南的湖光山色之间，生活的节奏表面上看是平静而又舒徐的。他曾经这样赞叹济南的风光：“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注：《吊济南》。）
老舍不是心境恬淡的隐士，也不是浪迹江湖的游客。在济南的明湖绿柳中间，他看出国民党腐败的“市政”淹没了济南的“丽质”：“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特别是看到破败的城楼上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使他想到“五三惨案”的惨景，仿佛亲人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兽行，国民党政府的苟且偷生和投降卖国，市民的庸庸扰扰，都使他感到一种难于拂去的沉重和悲愤。他说：“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心。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注：《吊济南》。）
对国事的忧思，推动老舍选择一九二学创作。她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真社”，“真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当时她以燕岩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与散文。老舍从国外回来，住在友人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州家里。胡洁青代表“真社”的文学青年慕名请老舍做报告，第一次同老舍见面。事后，当母亲含而不露地问起她的印象时，她只是说，瘦瘦的，人很诚恳。但是，这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这里似乎没有多少浪漫气息，还是在罗莘田（罗常培）和白涤州的促成下，他们才结了婚。质朴而又沉挚的感情原也就是这样在心的深处潜流，后来的生活证明，他们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胡洁青后来深情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同意的，没有半点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胡洁青在济南一所中学教书，老舍在有课的时候到齐鲁大学去上课。因为他们的住所距离学校不远，时常有朋友或学生来拜访他们。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注：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故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老舍是一个童真未泯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这样对待别人的孩子，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九三三年，他们的家庭里添了一个小女儿，因为生在济南，所以起名为“济”。老舍曾经十分风趣地叙述小济降生以后给家庭带来的欢闹和混乱：“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注：《有了小孩以后》，《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孩子的琐事奔忙，跑书店、药店，因此也增添了不少新鲜的经验。他钟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做牛做马”，这不是他的琐屑，也不简单的是忘情于小家庭的欢乐之中，这里透露着他对于未来虽属渺茫却十分执着的爱。
济南四年，老舍紧张而又忙迫。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从事教学工作“总求无愧于心。这么着，平日的时间便完全花费在上课与备课上，非到暑假不能拿笔写自己的东西。”（注：《我的暑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样，暑假本该休息，他却忙起来。一九三二年暑假，他头缠毛巾，肘腕子下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以每天两千字速度，赶出了十多万字的《离婚》。也是一年的暑假（一九三四年），冒着屋里九十度（华氏）的炎热，昏昏忽忽，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指背流到纸，赶完了《牛天赐传》。老舍戏称这种写作生活：“往好里说，这叫做努力；实际说来，这是‘玩命’！”
济南四年，老舍创作成果甚丰。除《大明湖》外，长篇小说还有三部：《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微神》、《黑白李》等十五篇结集为《赶集》出版。此外，他还在《论语》、《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幽默诗文，后结集为《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老舍还曾经把他讲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整理成书，由齐鲁大学内部印行，以讲义的形式发给了学生。这本题为《文学概论讲义》的学术著作，老舍后来并未公开出版，这也许是由于作家的自谦吧？他说过，“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注：《读与写》。）但是，这部讲义的内容却告诉我们，老舍不仅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在艺术理论上富于创见的批评家。《文学概论讲义》凡十五讲，分别阐述了文艺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对中国历代“文说”的得失，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创造、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风格等问题，都有所涉及；此外，对于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倾向以及各类文学体裁的特征，也都做了简要的分析。老舍认为，“文学与别的艺术品一样，是解释人生的”；艺术品虽然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但它同时又是“美与真理的再生”；作家应该“从社会中取材”，应该善于“捉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而且会表现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样嚷出的感情”。“文学是时代的呼声。”这些艺术观点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当然，由于当时的老舍还未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一些问题的论述难免有不够正确或不够全面的地方。这些都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来看待，不应该苛责于老舍的。
济南四年，老舍的创作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普罗文学的兴起，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都给予老舍以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讲过：“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合着理论，在创作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注：《老舍选集·自序》）在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他的作品的内容日趋深刻，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也越加沉实有力。《猫城记》固然有“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注：《老舍选集·自序》）的缺点错误，但是它的更主要的篇幅却是针对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政和投降卖国的罪行的，其它如《离婚》涉及到国民党的特务制度，《老舍幽默诗文集》中的不少篇章直接指斥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不抵抗主义。这些作品，都不是“兴之所至”的即兴作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之作。
第七章 忧愤.迷惘.追求——《猫城记》
《猫城记》的厄运
《猫城记》是老舍回国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老舍创作道路上，它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它却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它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现代》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学。虽则他们所讽刺的对象，尽管不同，一个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东方式的半封建国家，但是两个人都能在独特的风格里，包含着蕴藉的幽默味，给一个将近没落的社会，以极深刻的写照，则又恰恰都是成功的。”评论作者认为，这部作品“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它是现在幽默文学中的白眉”。对于作品的缺点，评论作者认为，作品借那个火星上旅行的外国人之口，一再悲叹的说，这个民族的复兴，是无望了。这样的论断，“有些以偏盖全，以部分涵盖全体，所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因为“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别有其新生的一面”。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几乎是同时，李长之也发表文章，肯定了《猫城记》的成就，并将老舍与鲁迅从讽刺风格上加以比较，颇能发人深思，是《猫城记》评论中很应该引起注意的意见。（注：详见李长之：《〈猫城记〉》，见《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总之，这些评论对《猫城记》都是基本肯定的。
老舍是个严肃的作家。这个作品尽管当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并不认为凡是自己创作的都是成功的作品。他在两年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了《我怎样写〈猫城记〉》这一篇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他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也认真地回顾和审视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指导思想，他承认这是本“失败的作品”，这不仅因为《猫城记》缺少幽默，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老舍对自己是过于苛刻了。但是，从中也透露出老舍锐意求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旧中国的改造发生积极影响的强烈愿望。应该说，这种不断地检视自己的创作，力图跟上时代主潮的积极态度，正是他后来所以能够逐渐同人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主观因素。这种严肃的态度到了建国初期发展为一种自觉的革命责任感，他对自己作品社会效果的考虑越加严格。当他一九五一年编定短篇小说的选集时，明白地宣布不再重印这本书，并说：“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注：《老舍选集·自序》。）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老舍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这个作品，他还是有分析的，他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他说得很清楚，这个作品的肯定的一方面是“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这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这个作品的错误在于“也讽刺了前进的人们，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注：《老舍选集·自序》。）这样的看法是认真的、客观的、冷静的。
事实上，从思想上全盘否定《猫城记》，或者只讲《猫城记》的问题、缺陷而不全面地公正地评价它的得失，是后来发生的事。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研究者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这是不难理解的。对于一部作品，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偏颇的意见，或者有一些不同的评价，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都还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或讨论。十年动乱期间，情形就根本不同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欲置老舍于死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背景下，《猫城记》彻底地遭了厄运。它被毫无根据地宣判为“媚敌卖国的反动小说”，老舍本人也遭到同样的诬陷。（注：1969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
今天，人们希望重新评价《猫城记》，对它的得失做出全面的、恰当的分析，正是势所必然。
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猫城记》的故事是这样的：开头叙述“我”与“自幼同学的好友”乘飞机到火星去旅行。当他们飞进火星的气圈时，飞机“出险”，坠毁于火星之上，机骸零落，朋友身亡，“我”幸免于难。以下叙述“我”在猫城的历险经过。“我”举目四顾，惟见灰雾弥天，惊恐之下，遇猫人，被掳于暗室，不久获得解脱，被猫人奉为“神明”，享受优厚待遇，“我”因而得以遍观猫城的一切。故事的结局是猫人被“矮人”灭绝，“我”于半年后遇法国探险飞机，遂随机返回故国。
作品以“我”在猫城的奇特的遭遇以及由于这些奇特遭遇而生出的感触为线索，广泛地描摹了猫人的生活、习俗、政治制度、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形。这当然不过是一种假托。不难看出，猫城实为旧中国的象征，而猫人则为中国人的变形。作品以幻想的形式出之，相当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以及由于这种统治造成的群众的愚昧、麻木、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面前妥协误国的行径，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老舍写作《猫城记》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虎视眈眈，妄图一举南下吞并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猫城记》中轰响着作家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矮人”以极野蛮的方式侵入了猫国，而猫国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官僚、政客，仍处于麻木和苟安的境地中。“外国人打进来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势，大蝎邀集他的同僚商讨对策。结果竟然是无动于衷，“老年的人没有任何表示，眼睛好象省察着自己的内心。中年的有一位刚要点头，一看到别人，赶快改为仰头看天”。最后大蝎提议“点几个妓女陪陪”，人们这才“全活过来”，“政事”也就在这种恬嬉之中不了了之。外务部部长国难当前，却忙着给儿子娶媳妇，对于“矮人”入侵，除了空言抗议别无他法。外务部大门四开，只地上“堆着一些大石板，石板上都刻着抗议”。“所谓外交者……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便送去一块‘抗议’，外交官便是抗议专家。”此外，最高的国策就是逃跑了，“迁都！迁都！皇上搬家！”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个军队，没有马鸣，没有旗帜，没有刀枪，没有行列，只在一片热沙上奔跑着无数裸体猫人，个个似因惊惧而近于发狂，拼命的急奔，好似吓狂了的一群，一地，一世界野人。”“矮人”逼进猫城，情形又一变，正在狂逃的大蝎一般人转而趋进“矮人”，这是因为“谁先到谁能先把京城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作”。
谁都知道，这样的故事，虽属象征，却绝非虚构。作家明显地取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发生的实事。作家也不是单以暴露这些丑行为快事，而是怀着一种难言的悲愤心情的。作家借“我”的感触，这样诉说自己感情上的痛楚：“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样的历史，怎能纯以一些带感情的话解说事实呢！我不是读着一本书，我是听着灭亡的足音！”
《猫城记》展示的是猫国灭绝的过程。“矮人”的打进，暴露了猫国的一切腐败的征象，其实这种“恶疾”是早就潜藏于这个国家的内部的。这种不治之症的病因可以有许多方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中国的日益殖民地化，反动统治阶级的专横和腐朽，等等。应该说，作者还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综合，但他看到了这些现象，并试图以艺术的手法概括在作品中。作者以“迷叶”传入中国，成为国食，最后终被“迷叶”毒害的故事，展开了中国日益衰弱、日益被帝国主义欺凌的过程。“迷叶”，实为鸦片的代名词。鸦片传入中国，是帝国主义实施经济侵略的结果。“迷叶”在《猫城记》中，做为情节线索之一贯穿全书带有多种象征意义。它最初被传入中国是做为一种麻醉品被人们享用，虽一度禁止，但因为皇后都吃上了瘾，终于禁止不住。吃“迷叶”的结果，是“越吃越懒”，地没人种了，到处起了抢劫。“这三百年来是抢劫的时代”。“迷叶”在这里是做为帝国主义戕害中国人的灵魂的象征物而出现的。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说来，“迷叶”又是他们奴役人民群众、榨取民脂民膏、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政客、军官、诗人兼地主，他们竞相种“迷叶”，是因为这些“迷林”维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不种便丢失了一切势力，作政治需要迷叶，不然便见不到皇帝。作军官需要迷叶，它是军饷……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可以横行一世。‘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原因，保护迷林，就成为保护统治利益的同义语。谁来保护迷林？外国人。“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在所谓保护“迷林”的“事业”中，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中国也就日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海深渊。作者以讥讽的语调指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因此也就非常地怕外国人”，“外国人咳嗽一声，吓退猫国五百兵”。这是一个可悲的历史现象。作品围绕“迷叶”传入猫国使猫国一天天变坏的故事概括地描述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历史上中国人民所受的屈辱和历代统治阶级（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惧外、媚外的嘴脸。作品也揭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渔肉中国人民的事实：“外国人……在猫国里的利害冲突是时时有的。但是他们决不肯互相攻击让猫国得着便宜。”“大家约定：只负替地主抵抗猫国人。遇到双方都有外国人保护的时候，双方便谁也不准侵犯谁；有不守这个条约的，便由双方的保护人商议惩罚地主或为首的人。这样，既能避免外国人与外国人因猫国人的事而起争执，又能使保护人的地位优越，不致受了猫国人的利用。”这样的叙述也许缺乏形象感，但是这种认识却相当深刻地指出了旧中国各派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操纵下连年争战以及帝国主义火中取栗的历史真实。
这种“灭亡的足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变得更加清晰而切近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作家的感情是这样矛盾、痛苦：愤怒和失望，诅咒和劝说，惊惧于灭亡的前景和执着地追求光明，这些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猫城记》的沉郁的基调。
对古老民族灵魂的透视
第 5 章
恋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