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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四百五十四章 话桑麻

    黄河,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在千万年的时光当中,已从一个地理标识演变成为某种精神象征,狭义上的黄河流域从甘、凉之地一直延伸到了黄海之滨(那个时候的黄河注入黄海而不是渤海。),而广义上的黄河流域则基本涵盖在大半个北方。

    黄河不止一条,光是在开封府的地界上,就有三条之多。

    除了那条真正的黄河之外,还有两条“小黄河”。所谓的“小黄河”其实就是黄河的支流,但是现在却连支流都算不上了。从元末开始,因为泥沙淤泥和战乱的缘故,这两条支流就已和真正的黄河“分离”开来,在三百来年的岁月里,逐渐成为典型的季节性河流,即便是在丰水期,水量也少的可怜,根本就无法行驶舟船。到了枯水期,干脆就断流了。

    随着近百年的开垦和持续的断流,位于开封府中东部地区的这条小黄河几乎已完全消失,只有在连续暴雨的时候才有那么一点点水。

    虽然日已西斜,但余威尚存,依旧热的让人无法忍受,稍微动弹一下就会汗流浃背。

    辛勤的农人们不顾炎热,以疯狂热情在贫瘠的沙地上进行着掠夺式的开垦。年长者扶犁,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拽绳牵引,身体绷成了一条直线,几乎要和地面平行,挥汗如雨的耕种着。女人和孩子们而从远处把掐下来的秧苗搬运过来进行扦插……

    对于勤劳的农人而言,只要有了土地,就会不畏辛劳的进行耕种,这是传承了千万年的优良传统,也是民族兴起的基础。

    远远的,从东南方向走来了一个人。

    是永王。

    自从“离家出走”之后,永王就孤身一人北上了,离开了繁华富庶的江南一路向北,终于走到了中原腹地。

    抬头看了看已渐渐落下的夕阳,舔了舔几乎要干裂的嘴唇,朝着这家正在耕种的农人走了过来:“老丈,我是途经路过之人,走的口渴了,想讨一口水喝……”

    正在耕种的老农放下手中的犁杖,从地头上拎起一个黑陶瓦罐,直接就把瓦罐递给了永王。

    和这些庄户人家打交道,没有那么多讲究,直接拎起瓦罐口对口的喝了个痛快。

    “敢问老丈,这里距开封还有多远?”

    “开封?远着哩。”这为农人已经很老了,眼窝子深深的陷了进去,眼睛虽然很小却炯炯有神,古铜色的脸庞之上爬满了仿佛刀刻一般的皱纹,微微的佝偻着腰身,一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汗衫子上补丁摞着补丁,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膛:“俺这辈子都没有进过城,也不晓得到开封到底有多远,我估摸着……少说也得走三天吧?”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的老人而言,村庄之外的世界就和天涯海角一样遥远。

    “再问老丈,这附近可有客栈?”

    “客栈?”老农笑了,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大地方才有客栈哩,俺们郭家村可没有。你要是找客栈呢,至少还有走一天,而且要走的快一些,到了朱仙镇就有客栈了!”

    朱仙镇,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却因为岳武穆而名动天下。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虽然已过去了几百年,却依旧在历史的时空中回想着。

    还有走一天才能到朱仙镇,永王已经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后生,别再往前走了,前面没有宿头了,一会儿跟我回家,咱们爷们就宿在一条炕上凑合一夜,明天再走吧。”

    “如此……就多谢老丈了……敢问老人家高姓大名?”

    “我姓郭,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姓郭,郭家村嘛都是姓的,没有旁姓,耕田种地的哪有什么大名?大家伙都叫我郭大,年轻的就叫我郭大伯,小孩子们就叫我郭大爷……”这个老人很健谈:“你叫我郭大伯就行了,哦对了,你这后生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朱,我叫朱季兴。”

    “真是条好后生,你在地畔子上歇一歇脚,等俺们种完了这一拢,咱们就回家去。”

    老人又拿起了犁杖……

    朱季兴当然不会在低头歇着看郭大伯一家人忙碌,而是顺势抄起了犁绳搭在肩上……

    和其他的天家子弟不同,在军校里头朱季兴也吃过不少苦头,就算不是什么吃苦耐劳的彪形大汉,至少也不是身娇肉贵的纨绔子弟了。但这耕种之事真不是他的所长,拉着犁绳才走了一个来回,肩膀子就疼的厉害,累的呼呼直喘了。

    “罢了,罢了,你这后生一看就不是种地的出身,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吧?”

    “郭大伯说对了,我确实没有耕田种地的经历。”好在朱季兴的年纪很轻,还能咬着牙坚持下去:“郭大伯,你家种的好像不是麦稻之粮啊,这是种的甚么庄稼?”

    虽说朱季兴不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天家子弟,却知道这个时节不适合耕种麦稻。他根本就不认得郭大伯一家正在扦插的植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果然是不知农事啊,”郭大伯笑道:“这是葛麻呀,种的是葛麻。”

    原来这种叶子仿佛人的手掌的植物就是葛麻。

    葛麻确实不是粮食,却是北方尤其是黄河以南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江南的桑林。

    华夏当中的这个华字说的就是“花服之美”,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特指丝绸锦缎。绸缎之属都是抽丝剥茧的蚕丝制成,而丝绸终究是有钱人才穿的起,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穿的棉麻纺织品。

    棉花虽然已经广为种植,但这个时代的棉花产量极低,只能算做是一种辅助类型的农作物,真正的主体依旧是葛麻。

    全天下的衣衫被服,至少有四成是麻布制品,真的可以算是“衣被天下”了。

    “我听说现在种棉就很不错,郭大伯为何不多种棉呢?”

    郭大伯嘿嘿的憨笑着:“种棉确实可以多卖些银钱,但种棉太吃功夫,不如种麻简单省事。而且这葛麻比棉更耐旱,也能容些功夫……”

    棉花本身就是耐旱的作物,但葛麻更耐旱。尤其要紧的是,棉花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太大,不如葛麻便于打理,更简单更省事……唯一的缺陷就是这玩意远远不如棉花值钱。

    当初,复隆朝曾经试图推行“改稻为桑”的政策,就是因为桑田可以出产生丝而丝绸价格更高,这当然是为了增加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收入,但这项政策却在民间遭遇了极大的阻力,老百姓们根本就不愿意种植那么多的桑田,而是习惯于继续种植早已熟悉了稻谷。

    朝廷一直都无法理解,既然种桑的收获更大,老百姓们为什么就是不肯执行“改稻为桑”的政策?唯一能够说得通的解释就只有两个字:愚昧。

    老百姓们太愚昧了,不知道朝廷和官府是在为他们好。

    现在看来,真正愚昧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府。

    在农事上,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绝对胜过一大群夸夸其谈的官府大老爷。任凭你弄出了多少政策,都不如实际操作更有说服力。

    种桑的收益或许真的更大一些,但却非常吃劳动力和工时,超过了普通农家的承受范围之后,那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若是强行推广就是典型的恶政,不仅起不到国强民富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

    郭大伯一家人宁可选择耕种葛麻也不种植棉花,就是最好的例子

    居庙堂之高,却脱离了实际,这是万万不行的。

    朱季兴忍不住的想起里身居内宫的那位皇兄,他在禁宫之内,就算是操碎了心,真的知道民间是什么样子吗?

    恐怕未必吧!

    那些个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朝廷重臣,真能明白棉麻这二者的区别吗?

    同样未必吧!

    治国理政,富国强兵,绝不是仅有一腔热情就可以的,没有脚踏实地的深入民间就是空谈误国,和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什么分别?焉有不败之理?

    来来回回耕了四拢之后,天色已经擦黑了,郭大伯一家却干劲十足:“干劲抢着把苗种下去,这一方地就是咱家的了……”

    听了这话,朱季兴忍不住的一愣:敢情费了这么大的劲,这片荒滩根本就不是你们郭家的田地呀。

    难道是佃来的土地?不可能啊。

    郭大伯刚才已经说了,只要把苗种下去,地就是他们家的了,这是怎么回事?

    郭大伯笑道:“这一方荒滩还真不是我家的,但苗子种下去之后就是了。俺们这是在和李大帅抢地呢!”

    李大帅?

    天底下的李大帅只有一个,那是忠勇公李吴山。

    一个乡下的老农,怎么会和李大帅抢地呢?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不得不说起北方正在推行的“均田”政策了。

    从四月底开始,李吴山首先在河南推行新政。所谓的新政的重点,就是统计人口丈量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为什么会首选河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河南已经被打烂了,而且不止打烂了一次。

    李闯三打河南,将大明朝原有的社会秩序打了个稀烂,然后和左良玉的百万大军在河南轮番鏖战,打的那叫热闹。紧接着清兵又来打了个通透,没过几年大旗军就又反推了回来,这中原大战都已经打的不知道谁是谁了,地方士绅和官府跑的跑散的散,原有的社会秩序基本已不复存在,在河南推行新政的压力最小。

    李吴山的新政简单到了极限,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土地。

    我不管你是士绅还是豪强,也不管你有多么强大的背景,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河南地界之内不存在“私人田亩”的说法,所有的土地全都是国家的。

    然后根本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量进行重新分配,不论男女老幼,只要能点出人数来,就按照每个人口十四亩的方式进行计算,每十亩上等田折合成为十二亩次等田。

    如此一来,那些少地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田地的贫苦百姓自然是欢天喜地。而那些原本占据着大量土地的士绅豪强则极力反对。

    但他们的反对毫无作用。

    当年的李闯如何?横扫天下的多铎如何?还不是照样被大旗军给灭了!不管什么样的士绅豪强,在李大帅面前连个屁都算不是,大旗军的将士会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宰。

    整个河南的老百姓都同意了,李大帅和大旗军也同意了,你发对?你他娘的算老几?有什么资格反对?

    谁要是闹事,就会进行血腥清洗,反正这里曾经的清廷的统治范围,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扣下来,那就不田地多少的问题了,而是会砍下多少颗人头的问题。

    除军功赏赐的田地之外,一律按照人口数量为基础重新分地,这就是李吴山用强力推行的“均田”政策。

    想当年,李闯也曾喊出“均田”的口号,但却没有真正施行下去,现在的李吴山继承了李闯的做法,并且真正那么做了。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田地全都分配到了老百姓手中,仅仅只是对一等田和二等田进行统计分配而已。其他那些边边角角的荒地和沙地根本没有计算在内,象郭大伯他们一家人正在辛苦耕种的沙滩那就更加的不用提起了。

    不对这样类型的田地进行统计,是历朝历代的传统,李大帅似乎不知道这一类型田地的存在,而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按照官府政令的说法,这就叫做:耕田者有其田。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说谁种上就是谁的。

    所以,刚刚获得了土地的农人们纷纷对荒地、沙地进行掠夺性质的开垦,不管怎样先种上再说,只要种上了就算是占住了,就算是成了自家的私产,就算是从李大帅手里把田地抢过来了。

    只要把苗种下去,这一大片荒滩就是郭大伯自家的“自留地”,不仅不用纳税,还可以世代传承下去。

    没有比田地本身更加宝贵的财富了,所以郭大伯一家人才会起早贪黑的在这片贫瘠的沙滩上进行耕种……

    “我们家七口人,拢共分到了差不多一百四十亩次等田……”

    “郭大伯为何不要上等田而要次等田呢?”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喜欢肥沃的上等田,但郭大伯却全都要成了相对而言比较差的次等田,这完全就是典型的小农式狡黠心理:“上等田虽好,终究给的太少,若是换做次等田,每十亩就能多出二亩来呢。不管什么样的次等田,只要用心耕种,不出十年就会变成肥沃的上等田,这是占便宜了呢,哈哈……”

    “那也不对呀!”按照郭大伯一家七口人计算,就算是为了多分田地而全都换成稍差一点的二等田,充其量也就是一百二十亩不到的样子,怎么会有一百四十来亩呢?多出来二十多亩,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我家祖先有德……当然也是因为我家儿媳争气,三月里刚刚诞下第四个娃娃,多出来的那些田地是李大帅赏的!”

    除了均田之外,李吴山在北方推行的新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就是奖励生育。

    一对夫妇要是能生出四个孩子,就会得到额外的奖励:从第四个孩子算起,额外多奖励一人份的田地。除此之外,地方官府还会奖励粗布一丈二尺,盐六斤,谷子十二升。不论诞下的婴儿是男是女,奖励都照样执行。

    古人素来就讲究个“多子多福”,最喜欢的就是儿孙满堂,唯一的担忧就是怕养不活那么多人。所以,李大帅才颁布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伴随着这个政策的长久推行,必然会出现一个生育高峰,曾经因为天灾**而锐减的人口必定会很快恢复。

    李大帅推行的新政全都是惠民善民之举吗?也不全是。在赋税方面,则是非常沉重。

    最典型就是农税了。

    每亩上等田必须上缴农税,折合成糙米就是近二十升的样子,每亩地近四十斤的农税呀,一个人头就要上缴五百多斤的粮食税,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沉重税负,相当于拿走了七分之一的产量。

    这样的赋税,是大明朝的四倍多,这已不是与民争利的问题,而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逼死呀。

    税负沉重,太沉重了,已沉重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沉重?怎么会沉重呢?”郭大伯哈哈大笑的说道:“我老郭种了一辈子的田,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轻省的税负,这是大便宜呢,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大便宜!”

    明明承担着数倍的赋税,老百姓就应该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才对,为什么反而认为是占了很大的便宜呢?

    永王搞不明白!

    李吴山推行的新政,尤其是在赋税方面沉重吗?

    当然沉重,而且是非常沉重,但老百姓们却大为欢迎,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地租。

    这河南的所有田地都是李大帅的,李大帅已成为全天下最大的地主,河南的所有农人都是耕种他的田地,全都是他的佃户。

    佃户种地主的田,肯定要缴纳地租,那才是老百姓的主要负担。

    历朝历代,百姓们承受的最主要负担从来就不是赋税,而是地租和徭役。徭役就是免费的劳动力,而地租……

    要是只收六成地租的话,就已经算是大善人类型的地主了。土地的拥有者直接拿走一多半的出产,这才是关键。

    当李吴山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地主之后,首先就取消了徭役,然后就取消了地租。

    没有地租的说法,白白给百姓们耕种土地,只需要缴纳四十来斤糙米或者是可以折合成同等数量的东西就行。

    “这是天大的便宜啊,”很健谈的郭大伯抬头看了看天色:“时辰不早了,已看不清地拢了,回家去吧,回到家里我再好好的给你算一算这笔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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