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40 章
女子有行 作者:虹影
第 40 章
我可以用多种理由为自己在法庭上的行为申辩。首先激怒我的是法庭的庄严性。我被带上法庭左边那个位置，供法官、公诉人、被告律师提问，让陪审团看我脸上每一丝表情。我必须发誓说的都是真话，向一个非我信仰的圣经起誓。
庄严的法官，一个典型宫廷官僚模样的中年男子。陪审团，在法庭一隅，木讷地坐着。两个公诉人，眼睛毒辣，浑身透着鹰的爪子气。律师，一个胖胖的女人，能言善辩，却时时让被告抢尽风头。
这样的一系列人，非常模式化的组合，每个人都知道是在演戏，给捷克政府的两面派政策打掩护。
更加激怒我的是法庭的戏剧性。一个可容纳下六百多人的审判厅，座无虚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一举一动都表明是为看热闹而来的，他们穿得大红大紫，强烈的色块相互冲撞，他们并不喧哗也不大声叫嚷，而是不经意、不小心地弄出连串的声音，咳嗽，椅子吱嘎响，皮包或随身带的物品哐当掉地，引起笑声、叹息、道歉，加之他们持的那种整治过的腔调，使人真的认真起来。
阿历克斯坐在他的胖律师右旁，与我的位置斜对。他默默看着我，不说话的时候，又像一个少年了，忧郁、沉静。他有着全场惟一把审判当一回事的表情。
公诉人把我认作强有力的证人，完全可能，把我这东方人看成一张能把被告捏扁的王牌。灰发，脸上皱纹略少，大约睡眠不佳，眼睛布有红丝的一位，走到我面前问：“劫持者每杀死一个人质，是隔半小时还是十分钟？”
他的问题竟是这样的，无章无法，头尾截断，专挑他所需。杀人是既定的，需要我肯定核证的是时间长短和被告残忍的程度。这个公诉人打了根方格领带，褐色配黑色。我敢说，他换根领带，我的反应会好一点。
“对不起，我没看见有人被杀。”
我的话煽起法庭一片狂欢的吼叫。法官敲桌子，“肃静！肃静！”
公诉人的执著和不甘心，使得事情朝着一个极端滑去，没法改变：
“神经震荡器？据我们所知，纯属记者捏造。我只需要尊敬的女士回答，你看见了神经震荡器，它像什么样子？若没看见，你就点点头就是。”
被告律师从座位站起来，抗议公诉人公然诱供。
法官说，“证人回答。”
我点点头。公诉人很自得地环视了一圈寂静的四周。他朝自己座位走去的时候，我却接着说下去：“我之所以未看见，是我已被神经震荡器击伤，大脑失去了知觉。”我把握情绪，尽量地流露出委屈、愤怒、又不嚣张，泪水薄薄一层含隐在眼眶里，嘴唇轻轻相咬，稍停顿，声音带呜咽，但清晰：“我的头现在早晚还痛、晕，夜里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一个星期来我入睡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才七八个钟头。我要求警方和华信公司赔偿我身体精神受到的损害！”
满堂的欢呼，像催化剂蛊惑我继续对着扩音器说下去，“制造这种神经震荡武器，跟制造核原子弹没有多大区别，一样是为了杀人牟取暴利，充当残害人类的刽子手。”
暴风雨般的呼叫，压过掌声，比捷克足球队打进俄国人球门还热闹。
我知道自己这么说意味着什么。所有情绪变化明显的人中，肯定有两个人最为激烈。一个是华信公司驻欧洲分公司总经理，我的旧日好友花穗子；另一个是被告，阿历克斯，供认不讳的劫持组织者。前者的生气必到愤恨程度，我的言行较开庭前我与她的谈话相去甚远，我背离了东方财团的利益，也背叛了她的友谊；后者高兴到意外兴奋程度，他预料过，但没有预料到我比他想象的还要过激。
我当然明白，碍于双方，我最好的做法是，保持沉默或装糊涂，甚至倾向华信公司一边，都是不过分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而且我一秒钟也不愿看这两个人的面目表情。后者是弱的一方，他逃脱不了惩治，可能判死刑，可能判终生徒刑，这也不是我要那么说的理由。强的一方，气焰腾腾，燎得人不舒服，应该被什么人耍弄一下，如没什么人，那么我就来当这个人，谁叫你们让我出庭，并且整个法庭的剧场效果是如此适合我按我的意愿做。
我被带出法庭，为了躲开门口挤着的记者，我从后门溜了出去。
背靠墙，我从包里掏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抽起来。两名法警在宽长的过道来回走着。太阳光透过玻璃斜照着他们移动的身体。我在背阴处，肺吸着烟叶的火辣味和几丝柠檬香。我一口接一口吸着，尽量不去想象法庭内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怎样不失时机地施展她的口才和智慧，可以算得上是她一生中最杰出的辩解，有据有论，让公诉人没词，而因势利导地帮助陪审团的女士先生们，唤醒他们正直的良心，恢复他们不偏不倚的理性，把同情之手伸向被告。
待烟燃到蒂之时，我决定不回到法庭——不想看到结果，而是到街上随便哪一家咖啡馆里喝一杯。于是，我拉了拉皮包带子，朝出口走去。
十三
天黑尽，我才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回到旅馆。
路过总台时，大堂总管叫住我，递过来一个白信封。谢过他后，我在喷泉旁的皮靠椅上坐了下来。启开信封，露出一张印制精美的歌剧入场券。娜塔丽附言，说希望我能去，她将来旅馆接我，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感谢之意一字没有，却洋溢在纸面纸背。
我将头靠在皮椅上。喷泉凉凉的水分子不时落到皮肤上，像帮助我驱逐疲倦似的。休息了十来分钟左右，我觉得不那么累了，脸色似乎也好看多了。
正待起身，大堂总管拿着移动电话，走过来说：“女士，您的电话。”
怪了，我心里哼了一声，想这个夜晚但愿什么也不发生。若要来事，也别都在这个晚上来。过了今晚，起码我可以好好睡一觉，等我睡足一夜之后，要干什么都行。
对着话筒我问，“是谁？”
电话那头回答：“是我，张俊。”
单听他的声音，我便清楚，刚才的担心纯属多余，至少担心的一半消解掉了。在这个时候，我谁都不在乎，只在乎一个人：花穗子。我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好人、完人，虽然我有心往这方面靠拢，但我做不到，做得不够，我也有驾驭不了自己本性的时候。若我在法庭上那么做，在她看来真不地道的话，我将会为这阵子心里升起的从未有过的内疚谴责自己。那个我，太陌生了，不是我。因此，我是极不习惯的，得让我有个准备去适应，适应自己的反击和她的惩罚。
我的思想就这么摇摆浮动着，根本未听张俊在电话里说的话。
“你在听我说话吗？”张俊问。
我抓紧话筒，对他说：“对不起，请你再说一遍！”
张俊说，他与我虽只有一面之交，但觉得我很不一般，特别是与花穗子相比。他很感谢我，为了我在法庭上的作证。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没有。他这么说莫非是套我？他也猜到了我的缄默，说：“我不往你房间打电话，你应该相信我。”他怕窃听，可能是在暗示，有人将这么做。突然，我认为张俊兴许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且他能看见我，而我看不见他。
“这不该是你说的话。”我伸直一条腿，将身体在皮椅上展弄得不那么别扭，“如果你还记得，你在一周前还请我去找她。”
“但是她什么也没做，说不定做了与我期望相反的事。”张俊声音听来很近，就像在我对面一样，“我没死，她就不会高兴。”他说花穗子有意让他那个时间去贵妃醉，她是想加害我们两人，她早就得到LESP准备行动的情报。
我不想陷进他和花穗子不可挽回的濒于崩溃的关系里去。花穗子说张俊背叛了她，向左翼社会党提供了情报。在那个品尝鹌鹑的晚宴上，我不愿意相信花穗子说的话，认为花穗子故意那么说，她喜欢把身边的男人置于鞋底践踏，然后，装扮成一个慈爱的母亲去扶起他们，擦去他们脸上受宠若惊的泪水。哪个男人能逃脱她的整治？我冷笑。
张俊说，“请别笑，你帮我出了口气。”
我说，“我没这么大的本事，你搞错了。”
“不管你怎么说，我这人不轻易谢人的，但我会谢你。别那样。我们不会有这种谢和不谢的机会。”我淡心淡肠地说。
“那不一定。虽然我的职位和高薪随时都可能被她革掉。但我这人可能还不是那么无用。”张俊自信地说。接着话锋一转，谈起下午法庭上的事。他说没想到。
“什么没想到？”
“法庭宣判——在案件未审定前，被告缴一千万美元作保，保释待审。”
“哦？一千万美金。”我惊叫道。
“谁叫那家伙是头儿呢？”张俊话又转了回来，“这还应归功于你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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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用多种理由为自己在法庭上的行为申辩。首先激怒我的是法庭的庄严性。我被带上法庭左边那个位置，供法官、公诉人、被告律师提问，让陪审团看我脸上每一丝表情。我必须发誓说的都是真话，向一个非我信仰的圣经起誓。
庄严的法官，一个典型宫廷官僚模样的中年男子。陪审团，在法庭一隅，木讷地坐着。两个公诉人，眼睛毒辣，浑身透着鹰的爪子气。律师，一个胖胖的女人，能言善辩，却时时让被告抢尽风头。
这样的一系列人，非常模式化的组合，每个人都知道是在演戏，给捷克政府的两面派政策打掩护。
更加激怒我的是法庭的戏剧性。一个可容纳下六百多人的审判厅，座无虚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一举一动都表明是为看热闹而来的，他们穿得大红大紫，强烈的色块相互冲撞，他们并不喧哗也不大声叫嚷，而是不经意、不小心地弄出连串的声音，咳嗽，椅子吱嘎响，皮包或随身带的物品哐当掉地，引起笑声、叹息、道歉，加之他们持的那种整治过的腔调，使人真的认真起来。
阿历克斯坐在他的胖律师右旁，与我的位置斜对。他默默看着我，不说话的时候，又像一个少年了，忧郁、沉静。他有着全场惟一把审判当一回事的表情。
公诉人把我认作强有力的证人，完全可能，把我这东方人看成一张能把被告捏扁的王牌。灰发，脸上皱纹略少，大约睡眠不佳，眼睛布有红丝的一位，走到我面前问：“劫持者每杀死一个人质，是隔半小时还是十分钟？”
他的问题竟是这样的，无章无法，头尾截断，专挑他所需。杀人是既定的，需要我肯定核证的是时间长短和被告残忍的程度。这个公诉人打了根方格领带，褐色配黑色。我敢说，他换根领带，我的反应会好一点。
“对不起，我没看见有人被杀。”
我的话煽起法庭一片狂欢的吼叫。法官敲桌子，“肃静！肃静！”
公诉人的执著和不甘心，使得事情朝着一个极端滑去，没法改变：
“神经震荡器？据我们所知，纯属记者捏造。我只需要尊敬的女士回答，你看见了神经震荡器，它像什么样子？若没看见，你就点点头就是。”
被告律师从座位站起来，抗议公诉人公然诱供。
法官说，“证人回答。”
我点点头。公诉人很自得地环视了一圈寂静的四周。他朝自己座位走去的时候，我却接着说下去：“我之所以未看见，是我已被神经震荡器击伤，大脑失去了知觉。”我把握情绪，尽量地流露出委屈、愤怒、又不嚣张，泪水薄薄一层含隐在眼眶里，嘴唇轻轻相咬，稍停顿，声音带呜咽，但清晰：“我的头现在早晚还痛、晕，夜里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一个星期来我入睡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才七八个钟头。我要求警方和华信公司赔偿我身体精神受到的损害！”
满堂的欢呼，像催化剂蛊惑我继续对着扩音器说下去，“制造这种神经震荡武器，跟制造核原子弹没有多大区别，一样是为了杀人牟取暴利，充当残害人类的刽子手。”
暴风雨般的呼叫，压过掌声，比捷克足球队打进俄国人球门还热闹。
我知道自己这么说意味着什么。所有情绪变化明显的人中，肯定有两个人最为激烈。一个是华信公司驻欧洲分公司总经理，我的旧日好友花穗子；另一个是被告，阿历克斯，供认不讳的劫持组织者。前者的生气必到愤恨程度，我的言行较开庭前我与她的谈话相去甚远，我背离了东方财团的利益，也背叛了她的友谊；后者高兴到意外兴奋程度，他预料过，但没有预料到我比他想象的还要过激。
我当然明白，碍于双方，我最好的做法是，保持沉默或装糊涂，甚至倾向华信公司一边，都是不过分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而且我一秒钟也不愿看这两个人的面目表情。后者是弱的一方，他逃脱不了惩治，可能判死刑，可能判终生徒刑，这也不是我要那么说的理由。强的一方，气焰腾腾，燎得人不舒服，应该被什么人耍弄一下，如没什么人，那么我就来当这个人，谁叫你们让我出庭，并且整个法庭的剧场效果是如此适合我按我的意愿做。
我被带出法庭，为了躲开门口挤着的记者，我从后门溜了出去。
背靠墙，我从包里掏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抽起来。两名法警在宽长的过道来回走着。太阳光透过玻璃斜照着他们移动的身体。我在背阴处，肺吸着烟叶的火辣味和几丝柠檬香。我一口接一口吸着，尽量不去想象法庭内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怎样不失时机地施展她的口才和智慧，可以算得上是她一生中最杰出的辩解，有据有论，让公诉人没词，而因势利导地帮助陪审团的女士先生们，唤醒他们正直的良心，恢复他们不偏不倚的理性，把同情之手伸向被告。
待烟燃到蒂之时，我决定不回到法庭——不想看到结果，而是到街上随便哪一家咖啡馆里喝一杯。于是，我拉了拉皮包带子，朝出口走去。
十三
天黑尽，我才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回到旅馆。
路过总台时，大堂总管叫住我，递过来一个白信封。谢过他后，我在喷泉旁的皮靠椅上坐了下来。启开信封，露出一张印制精美的歌剧入场券。娜塔丽附言，说希望我能去，她将来旅馆接我，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感谢之意一字没有，却洋溢在纸面纸背。
我将头靠在皮椅上。喷泉凉凉的水分子不时落到皮肤上，像帮助我驱逐疲倦似的。休息了十来分钟左右，我觉得不那么累了，脸色似乎也好看多了。
正待起身，大堂总管拿着移动电话，走过来说：“女士，您的电话。”
怪了，我心里哼了一声，想这个夜晚但愿什么也不发生。若要来事，也别都在这个晚上来。过了今晚，起码我可以好好睡一觉，等我睡足一夜之后，要干什么都行。
对着话筒我问，“是谁？”
电话那头回答：“是我，张俊。”
单听他的声音，我便清楚，刚才的担心纯属多余，至少担心的一半消解掉了。在这个时候，我谁都不在乎，只在乎一个人：花穗子。我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好人、完人，虽然我有心往这方面靠拢，但我做不到，做得不够，我也有驾驭不了自己本性的时候。若我在法庭上那么做，在她看来真不地道的话，我将会为这阵子心里升起的从未有过的内疚谴责自己。那个我，太陌生了，不是我。因此，我是极不习惯的，得让我有个准备去适应，适应自己的反击和她的惩罚。
我的思想就这么摇摆浮动着，根本未听张俊在电话里说的话。
“你在听我说话吗？”张俊问。
我抓紧话筒，对他说：“对不起，请你再说一遍！”
张俊说，他与我虽只有一面之交，但觉得我很不一般，特别是与花穗子相比。他很感谢我，为了我在法庭上的作证。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没有。他这么说莫非是套我？他也猜到了我的缄默，说：“我不往你房间打电话，你应该相信我。”他怕窃听，可能是在暗示，有人将这么做。突然，我认为张俊兴许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且他能看见我，而我看不见他。
“这不该是你说的话。”我伸直一条腿，将身体在皮椅上展弄得不那么别扭，“如果你还记得，你在一周前还请我去找她。”
“但是她什么也没做，说不定做了与我期望相反的事。”张俊声音听来很近，就像在我对面一样，“我没死，她就不会高兴。”他说花穗子有意让他那个时间去贵妃醉，她是想加害我们两人，她早就得到LESP准备行动的情报。
我不想陷进他和花穗子不可挽回的濒于崩溃的关系里去。花穗子说张俊背叛了她，向左翼社会党提供了情报。在那个品尝鹌鹑的晚宴上，我不愿意相信花穗子说的话，认为花穗子故意那么说，她喜欢把身边的男人置于鞋底践踏，然后，装扮成一个慈爱的母亲去扶起他们，擦去他们脸上受宠若惊的泪水。哪个男人能逃脱她的整治？我冷笑。
张俊说，“请别笑，你帮我出了口气。”
我说，“我没这么大的本事，你搞错了。”
“不管你怎么说，我这人不轻易谢人的，但我会谢你。别那样。我们不会有这种谢和不谢的机会。”我淡心淡肠地说。
“那不一定。虽然我的职位和高薪随时都可能被她革掉。但我这人可能还不是那么无用。”张俊自信地说。接着话锋一转，谈起下午法庭上的事。他说没想到。
“什么没想到？”
“法庭宣判——在案件未审定前，被告缴一千万美元作保，保释待审。”
“哦？一千万美金。”我惊叫道。
“谁叫那家伙是头儿呢？”张俊话又转了回来，“这还应归功于你的证词！”
第 4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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