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阅读7
恶与俗 作者:苏津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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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他状态不对，立刻握住枪管，用拇指堵住枪口，另一只手捏着他的肩膀低声说：“冷静，不能开枪！”
冷静是聂诚最宝贵的品质之一，然而控制不了记忆中的悲伤、疼痛和恐惧在脑中一一闪现。
他曾经哀求过：恳请他们放过郭英，她只是一个高中生，她什么都不知道，与整件事情无关，折磨我吧，怎么折磨都行，杀了我也可以，求求你们。他声嘶力竭地哀求，在空中挣扎，而回应他的只有嘎嘎大笑。
人的恶，比魔鬼更黑暗。
他不想成为他们，他其实不想杀人。
他冷静地关闭保险栓，回过神来发觉三九天里衣服已经被冷汗沁透。
他和姜准谨慎离开立刻报警，等警车赶到时通缉犯早就不见踪影，只留下一群虾兵蟹将。
之后再没人在本市看到那些人的踪迹，聂诚也在半年后离开了刑侦队。
领导、邵队和姜准都恳切地说他做得是对，只有法律才能判一个人有罪。聂诚深以为然，但在感情上丝毫没有放过自己。
他偶尔会想，杀了郭英的凶手就在眼前，他竟然无动于衷，他至少可以夺走通缉犯的行动能力。难道他是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吗？极端的自我否定也不能折抵他的内疚，他根本开不了枪。
姜准很清楚，从来没后悔过去阻止他，他知道没有他聂诚也不会做杀人的选择。与其让他更加自责，姜准宁愿帮他做出选择，他宁愿他恨他。
如此清晰的事情，现在聂诚说不知道。
“当时姜准及时提醒了我，然后我选择了报警。如果他没在，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后来人没抓到，姜准很歉疚，我知道他是对的。在国家法纪面前，他做得很好，在私人感情面前，他也做得很好。他帮我下了一个难做的决定，我很感谢他。”聂诚平静地说。
监视室里，姜准猛然捏紧拳，迟迟没有要求吴泽提下一个问题。
理智上的感谢和情感上的原谅基本上是两码事，聂诚自始至终都明白他的好意，却两年没有和他联系。
他有一刻产生了事成的兴奋，但聂诚眼中的隔阂让他再次清楚，聂诚不会真的将责任归咎于他人，他的美好品德从来只折磨自己。他一意孤行地拉仇恨，并没有真正起到预想中的作用，真正盘桓在他们心中的事还是因为案发前的事。
他们都需要再想想，冷却一下这中间难以面对的苦痛——关于抉择、使命、责任、愧疚等等情绪以及一个高中女生死不瞑目的怨恨。
——“哥，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为我报仇！”
郭英临死前歇斯底里的哭喊又在聂诚耳边回响，之前做出的决定并没能分化成为后悔或是内疚，零零散散全成了犹豫和彷徨。
聂诚继续说：“你问我是否曾经对这些人动过杀念，当然有，但都是在我见不到疑犯或没有武器杀死他们的时候。在我真正有能力杀他们时，我不知道。根据之前的事实是，我没有杀。根据这次的事实来看，我不知道。”
整个监视室陷入长久的沉默，姜准没再说话，吴泽继续问：“离开现场后你回家都做了什么？”
“洗澡，换身衣服，带了手机、钱包、手表和医保卡打车去医院。”聂诚说。
“你刚说有人给死者打了电话，但是现场没有发现手机。你怎么证明？”吴泽说。
聂诚说：“查一查通话记录，那时是下午4点20左右。”
接下来的问题不过是换着方式试探他的漏洞，不过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吴泽依旧耐心地、掰开揉碎地一一了解，然后突然想起来什么似地问：“对了，你那个暗号什么意思？”
聂诚不为所动，说：“几天前姜准向我咨询案件时提到过，我没有见过也破译不出来，当时我建议将它交给专家。这个很有可能是杀害何乐全的凶手留下的。”
吴泽简直要吐血，忍也忍不住地瞪了一眼监视室，连暗号的事都跟他说了，这还让他怎么问？你丫和聂诚好得都快穿一条裤子了，自己来审啊！
他悄悄地深呼吸，指挥祖星辉上，该问地都问了，小将练手时间到。
这回检察院很快就批捕了，他们问了几天没有新的口供，也没有证据表明聂诚和何乐全的死有关。
7月19日上午，吴泽和祖星辉组织辨认，聂诚在十张照片中一眼就找到了郭英案的两个嫌犯，并准确地指认出这次的死者。下午姜准、祖星辉和张杰明带聂诚去指认现场，这是案发之后他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兴义巷这片以前是租界，都是二层小洋楼，后来政府收用，靠近市中心的几幢成了办公楼，还有一些由国有银行租了，其余的都空着，稍微往里面走点一年到头都没人去，过道上还堆着原住户的些许杂物。成为凶器的衣架要是放在沈阳道上，比大多数地摊货年头都久。
他又讲了一次案发经过，认真配合曾经同事们的一次次发问，核对后在笔录上签了字。
回去时姜准和他一辆警车，空着副驾不坐，坐到他旁边，用一副介于关心“昔日差一点就成为情人的老友”和“法院还没定罪的嫌犯”之间的语气问：“没不舒服吧？”
“没有。”聂诚说。他觉得经过这次折腾，对凶案第一现场的忍受程度在恢复。
姜准点了点头，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他当初硬要拘留聂诚目的其实有三，其中两个已经达成，一是这案子摆明了有问题，他担心是有人刻意报复，郭英的事能发生一次就有第二次；二是他觉以为聂诚充当的角色会是目击证人，他需要他的信息。至于第三个，他还在努力。
7月20日周一，姜准顶门去检察院移交贾宏达案——因为证据表明贾宏达和何乐全两起凶案的涉案嫌疑人并不是共犯可以分作两个案件处理，他就先把证据较为充足、嫌犯在案的这桩移交了，他在案卷里强调了贾宏达是在逃通缉犯、聂诚在职特警的身份、他的一大串立功荣誉以及他的领导江天涛对他处事冷静的评价。该做的都做了，他只希望检察院能早点给出结果。
结果一个礼拜后，检察院以“犯罪嫌疑人提到的手机尚未找到，仅凭通话记录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为由，打回来要求他们补充侦查。
这个理由他们是服的，虽然事情的主体经过比较清楚，但是不能否定细枝末节的重要性。
科里开会分析手机可能被第二个嫌犯捡走了，嫌犯之所以利用第二个犯罪现场，很可能是为了放□□，拖延侦查进度。从嫌犯角度考虑，如果手机突然响了，很有可能引来路人，继而事倍功半缩短了他逃跑时间。不太可能是路人见财起意，因为地上没有留下脚印，路人是想不到这些的，但是发现贾宏达头和身躯的地方又没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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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他状态不对，立刻握住枪管，用拇指堵住枪口，另一只手捏着他的肩膀低声说：“冷静，不能开枪！”
冷静是聂诚最宝贵的品质之一，然而控制不了记忆中的悲伤、疼痛和恐惧在脑中一一闪现。
他曾经哀求过：恳请他们放过郭英，她只是一个高中生，她什么都不知道，与整件事情无关，折磨我吧，怎么折磨都行，杀了我也可以，求求你们。他声嘶力竭地哀求，在空中挣扎，而回应他的只有嘎嘎大笑。
人的恶，比魔鬼更黑暗。
他不想成为他们，他其实不想杀人。
他冷静地关闭保险栓，回过神来发觉三九天里衣服已经被冷汗沁透。
他和姜准谨慎离开立刻报警，等警车赶到时通缉犯早就不见踪影，只留下一群虾兵蟹将。
之后再没人在本市看到那些人的踪迹，聂诚也在半年后离开了刑侦队。
领导、邵队和姜准都恳切地说他做得是对，只有法律才能判一个人有罪。聂诚深以为然，但在感情上丝毫没有放过自己。
他偶尔会想，杀了郭英的凶手就在眼前，他竟然无动于衷，他至少可以夺走通缉犯的行动能力。难道他是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吗？极端的自我否定也不能折抵他的内疚，他根本开不了枪。
姜准很清楚，从来没后悔过去阻止他，他知道没有他聂诚也不会做杀人的选择。与其让他更加自责，姜准宁愿帮他做出选择，他宁愿他恨他。
如此清晰的事情，现在聂诚说不知道。
“当时姜准及时提醒了我，然后我选择了报警。如果他没在，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后来人没抓到，姜准很歉疚，我知道他是对的。在国家法纪面前，他做得很好，在私人感情面前，他也做得很好。他帮我下了一个难做的决定，我很感谢他。”聂诚平静地说。
监视室里，姜准猛然捏紧拳，迟迟没有要求吴泽提下一个问题。
理智上的感谢和情感上的原谅基本上是两码事，聂诚自始至终都明白他的好意，却两年没有和他联系。
他有一刻产生了事成的兴奋，但聂诚眼中的隔阂让他再次清楚，聂诚不会真的将责任归咎于他人，他的美好品德从来只折磨自己。他一意孤行地拉仇恨，并没有真正起到预想中的作用，真正盘桓在他们心中的事还是因为案发前的事。
他们都需要再想想，冷却一下这中间难以面对的苦痛——关于抉择、使命、责任、愧疚等等情绪以及一个高中女生死不瞑目的怨恨。
——“哥，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为我报仇！”
郭英临死前歇斯底里的哭喊又在聂诚耳边回响，之前做出的决定并没能分化成为后悔或是内疚，零零散散全成了犹豫和彷徨。
聂诚继续说：“你问我是否曾经对这些人动过杀念，当然有，但都是在我见不到疑犯或没有武器杀死他们的时候。在我真正有能力杀他们时，我不知道。根据之前的事实是，我没有杀。根据这次的事实来看，我不知道。”
整个监视室陷入长久的沉默，姜准没再说话，吴泽继续问：“离开现场后你回家都做了什么？”
“洗澡，换身衣服，带了手机、钱包、手表和医保卡打车去医院。”聂诚说。
“你刚说有人给死者打了电话，但是现场没有发现手机。你怎么证明？”吴泽说。
聂诚说：“查一查通话记录，那时是下午4点20左右。”
接下来的问题不过是换着方式试探他的漏洞，不过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吴泽依旧耐心地、掰开揉碎地一一了解，然后突然想起来什么似地问：“对了，你那个暗号什么意思？”
聂诚不为所动，说：“几天前姜准向我咨询案件时提到过，我没有见过也破译不出来，当时我建议将它交给专家。这个很有可能是杀害何乐全的凶手留下的。”
吴泽简直要吐血，忍也忍不住地瞪了一眼监视室，连暗号的事都跟他说了，这还让他怎么问？你丫和聂诚好得都快穿一条裤子了，自己来审啊！
他悄悄地深呼吸，指挥祖星辉上，该问地都问了，小将练手时间到。
这回检察院很快就批捕了，他们问了几天没有新的口供，也没有证据表明聂诚和何乐全的死有关。
7月19日上午，吴泽和祖星辉组织辨认，聂诚在十张照片中一眼就找到了郭英案的两个嫌犯，并准确地指认出这次的死者。下午姜准、祖星辉和张杰明带聂诚去指认现场，这是案发之后他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兴义巷这片以前是租界，都是二层小洋楼，后来政府收用，靠近市中心的几幢成了办公楼，还有一些由国有银行租了，其余的都空着，稍微往里面走点一年到头都没人去，过道上还堆着原住户的些许杂物。成为凶器的衣架要是放在沈阳道上，比大多数地摊货年头都久。
他又讲了一次案发经过，认真配合曾经同事们的一次次发问，核对后在笔录上签了字。
回去时姜准和他一辆警车，空着副驾不坐，坐到他旁边，用一副介于关心“昔日差一点就成为情人的老友”和“法院还没定罪的嫌犯”之间的语气问：“没不舒服吧？”
“没有。”聂诚说。他觉得经过这次折腾，对凶案第一现场的忍受程度在恢复。
姜准点了点头，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他当初硬要拘留聂诚目的其实有三，其中两个已经达成，一是这案子摆明了有问题，他担心是有人刻意报复，郭英的事能发生一次就有第二次；二是他觉以为聂诚充当的角色会是目击证人，他需要他的信息。至于第三个，他还在努力。
7月20日周一，姜准顶门去检察院移交贾宏达案——因为证据表明贾宏达和何乐全两起凶案的涉案嫌疑人并不是共犯可以分作两个案件处理，他就先把证据较为充足、嫌犯在案的这桩移交了，他在案卷里强调了贾宏达是在逃通缉犯、聂诚在职特警的身份、他的一大串立功荣誉以及他的领导江天涛对他处事冷静的评价。该做的都做了，他只希望检察院能早点给出结果。
结果一个礼拜后，检察院以“犯罪嫌疑人提到的手机尚未找到，仅凭通话记录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为由，打回来要求他们补充侦查。
这个理由他们是服的，虽然事情的主体经过比较清楚，但是不能否定细枝末节的重要性。
科里开会分析手机可能被第二个嫌犯捡走了，嫌犯之所以利用第二个犯罪现场，很可能是为了放□□，拖延侦查进度。从嫌犯角度考虑，如果手机突然响了，很有可能引来路人，继而事倍功半缩短了他逃跑时间。不太可能是路人见财起意，因为地上没有留下脚印，路人是想不到这些的，但是发现贾宏达头和身躯的地方又没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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