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23 章
蒋介石传 作者:布赖恩
第 23 章
现在轮到张学良辞职了。
“蒋介石在8月4日给汪的一封电报里，保证汪可以在华北自由活动。汪精卫是个病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病。于是他不再提出辞职，而是请求暂时离职接受治疗。
蒋介石本人代替张学良出任华北军司令。10月22日汪精卫由上海乘船前往欧洲，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再次成为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但只限于南京，而且时间不长。
共产党人不在此列，他们从未完全臣服于他。
另一批人也开始在广州向蒋介石挑战。他们是抗击日军的英雄——十九路军。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控制了政务会广州分会，它的活动独立于南京之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当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到达福建时，人民狂热地欢迎他们，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苍松翠柏，景色秀丽，赋予一代代诗人和画家以灵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贫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欢迎十九路军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够减轻人民的艰难困苦，让人民吃饱肚子，并铲除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不平。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十九路军是严肃地对待这些要求的。
不久他们就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消除所有剥削性质的赋税，解散土匪性质的省自卫军”。
十九路军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陈铭枢就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党”的领导人，“第三党”是1927年初蒋介石夺取上海之后，在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愤怒风暴中于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热情中，他们处决土匪（先设下诱饵，再把他们送上刑场），修造公路，废除许多额外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保护农民免受各种负担。在无政府和混乱的年代里，这是农民们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国有化并被公平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听起来很像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孙中山的想法是使个体农民占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上地的所有权归政府。
福建改革也并非完全模仿共产党的，因为“第三党”根本不区分贫农、中农和富农。
福建的革命者很快就要公开反对蒋介石了，但与此同时，北方的事态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1933年初，日本军队不再满足于东北这一个地方了，他们越过长城进入热河。日军没有遭到多少抵抗，就迅速占领了整个热河省。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表明了日军的胜利。
对于少帅张学良来说，热河的丢失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到了尽头。他把他的部队交给了蒋介石，做了失败的军阀所能做的事，并开始到国外长期旅行，在出国途中，他住进了上海一家医院，治疗他的鸦片毒瘾。
从这些事件中。冯玉祥看到了一个重振名声的机会。5月1日，他离开隐居地，宣布建立“人民抗日同盟军”。7月，当他的军队把日军赶出察哈尔省时，荣誉果然向他走来。
在南京，蒋介石用一种嫉妒的眼光看着事态的发展，他还不准备抗日，他要先消灭共产党。而冯玉祥同日军发生的战斗搅乱了蒋介石的生活。
蒋介石不需要过分担忧。冯玉祥的性格古怪且反复无常。
8月，他解散了他的抗日军队，重新在神秘的泰山上隐居起来。
日军再次侵犯察哈尔。
大约在“塘沽协定”签订的时候，有关福建即将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显然陈铭枢是起义者的领袖，他秘密从上海经香港到欧洲，然后又返回南京。5月底，陈铭枢回到福建，欢迎的场面异常隆重，彩旗招展，欢迎这位“民族英雄”。
孙中山的保守的追随者胡汉民很可能支持了福建事变，其唯一原因是他憎恨蒋介石。
从另一方面讲，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这是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将比各自为战给南京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霍灵顿·唐是蒋介石本人认可的他的传记作者。他是这样贬低1933年底发生的事件的：“所谓的福建事变的真正原因是无业的政客对金钱的迫切需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33年11月20日，在一次群众集会之后，起义者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大约在此前一天，陈铭枢以私人身份打电报给蒋介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要求蒋下台。在另一封电报里，起义军请求广东和广西政府联合出兵推翻蒋介石。
他们声称：“蒋介石的独裁和民族危机已经持续了六年，全世界人民都对他的丑恶和不正当的行为深恶痛绝”。
11月22日，起义者进一步发表声明，怒斥蒋介石“不顾民族的愿望，倒行逆施”，结果是“中国人民就要成为日本的奴隶”。
在起义者发表这些情绪激昂的声明之后，十年来的一次巨大的反蒋高潮随后到来了。
福建军队刚刚宣布他们的主张，蒋介石就马上下令发动全面进攻。他的军队分三路进攻福建，蒋介石到闽西亲自指挥。
起义部队放弃了福州，南京政府的空军从温州和株州的临时机场出发，用空袭骚扰起义军。两个多星期后，起义部队被击溃。
福建的政治领袖们匆忙地从福州撤走。
蒋军收集起义军残部，重组十九路军，英雄的十九路军成了历史。
蒋介石传第十三章 毛泽东的崛起
第十三章 毛泽东的崛起
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毛泽东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间，蒋介石把共产党赶出了他们在南方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民族复兴”运动。
他认为他已经彻底并永远地打败了共产党。他希望他的“新生活运动”能够像他赢得战争一样“赢得和平”。
但是，他没有赢得战争，他只是把共产党赶跑了；而他的“民族复兴”政策也由于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而石沉大海。
到1933年中期，蒋介石已经同共产党打了6年的仗。作为一个军人，他不断遇到挫折。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四次“围剿”——每次取得的胜利都是区域性的。
他的决心不断增长，这一点可以用数量来衡量。在1930年12到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作战兵力；第三次战役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围剿”从1933年4月到10月，这一次出动了差不多50万的军人；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开始——几乎是第四次“围剿”一结束就开始了——蒋介石动员了90万军队，其中40万立即开始了行动。
与此相比，红军的兵力比估计的要多一点，但双方在武器上相差悬殊。
受到正面进攻的江西红军动员了大约18万人，还可以加上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这38万人只有不足10万支枪，手榴弹和装备的供应也不足，而且没有重型大炮。
蒋介石的40万作战部队拥有重型武器并有一支装备有近4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红军设法缴获了几架飞机、甚至俘虏了几个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无法供应汽油，也没有维修人员，因此，共产党没有轰炸机。
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是根据他求胜的需要及迫切的心情制定的。蒋发动第五次“围剿”不只是因为六年来的失败让他难以容忍，还有一个新的紧迫性——因为这时蒋介石认为中日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
蒋介石有几年是依赖德国军事顾问的。
1933年当希特勒取得权力时，蒋介石邀请了一个著名的德国战略家塞克特将军来华。
就是这个塞克特设计了第五次“围剿”的战略。为了帮助蒋介石，他接替了原常驻中国的德国顾问的职务。希特勒显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是有好处的，因为1934年初，在他回德国不久，希特勒就派他到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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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张学良辞职了。
“蒋介石在8月4日给汪的一封电报里，保证汪可以在华北自由活动。汪精卫是个病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病。于是他不再提出辞职，而是请求暂时离职接受治疗。
蒋介石本人代替张学良出任华北军司令。10月22日汪精卫由上海乘船前往欧洲，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再次成为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但只限于南京，而且时间不长。
共产党人不在此列，他们从未完全臣服于他。
另一批人也开始在广州向蒋介石挑战。他们是抗击日军的英雄——十九路军。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控制了政务会广州分会，它的活动独立于南京之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当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到达福建时，人民狂热地欢迎他们，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苍松翠柏，景色秀丽，赋予一代代诗人和画家以灵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贫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欢迎十九路军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够减轻人民的艰难困苦，让人民吃饱肚子，并铲除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不平。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十九路军是严肃地对待这些要求的。
不久他们就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消除所有剥削性质的赋税，解散土匪性质的省自卫军”。
十九路军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陈铭枢就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党”的领导人，“第三党”是1927年初蒋介石夺取上海之后，在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愤怒风暴中于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热情中，他们处决土匪（先设下诱饵，再把他们送上刑场），修造公路，废除许多额外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保护农民免受各种负担。在无政府和混乱的年代里，这是农民们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国有化并被公平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听起来很像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孙中山的想法是使个体农民占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上地的所有权归政府。
福建改革也并非完全模仿共产党的，因为“第三党”根本不区分贫农、中农和富农。
福建的革命者很快就要公开反对蒋介石了，但与此同时，北方的事态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1933年初，日本军队不再满足于东北这一个地方了，他们越过长城进入热河。日军没有遭到多少抵抗，就迅速占领了整个热河省。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表明了日军的胜利。
对于少帅张学良来说，热河的丢失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到了尽头。他把他的部队交给了蒋介石，做了失败的军阀所能做的事，并开始到国外长期旅行，在出国途中，他住进了上海一家医院，治疗他的鸦片毒瘾。
从这些事件中。冯玉祥看到了一个重振名声的机会。5月1日，他离开隐居地，宣布建立“人民抗日同盟军”。7月，当他的军队把日军赶出察哈尔省时，荣誉果然向他走来。
在南京，蒋介石用一种嫉妒的眼光看着事态的发展，他还不准备抗日，他要先消灭共产党。而冯玉祥同日军发生的战斗搅乱了蒋介石的生活。
蒋介石不需要过分担忧。冯玉祥的性格古怪且反复无常。
8月，他解散了他的抗日军队，重新在神秘的泰山上隐居起来。
日军再次侵犯察哈尔。
大约在“塘沽协定”签订的时候，有关福建即将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显然陈铭枢是起义者的领袖，他秘密从上海经香港到欧洲，然后又返回南京。5月底，陈铭枢回到福建，欢迎的场面异常隆重，彩旗招展，欢迎这位“民族英雄”。
孙中山的保守的追随者胡汉民很可能支持了福建事变，其唯一原因是他憎恨蒋介石。
从另一方面讲，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这是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将比各自为战给南京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霍灵顿·唐是蒋介石本人认可的他的传记作者。他是这样贬低1933年底发生的事件的：“所谓的福建事变的真正原因是无业的政客对金钱的迫切需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33年11月20日，在一次群众集会之后，起义者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大约在此前一天，陈铭枢以私人身份打电报给蒋介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要求蒋下台。在另一封电报里，起义军请求广东和广西政府联合出兵推翻蒋介石。
他们声称：“蒋介石的独裁和民族危机已经持续了六年，全世界人民都对他的丑恶和不正当的行为深恶痛绝”。
11月22日，起义者进一步发表声明，怒斥蒋介石“不顾民族的愿望，倒行逆施”，结果是“中国人民就要成为日本的奴隶”。
在起义者发表这些情绪激昂的声明之后，十年来的一次巨大的反蒋高潮随后到来了。
福建军队刚刚宣布他们的主张，蒋介石就马上下令发动全面进攻。他的军队分三路进攻福建，蒋介石到闽西亲自指挥。
起义部队放弃了福州，南京政府的空军从温州和株州的临时机场出发，用空袭骚扰起义军。两个多星期后，起义部队被击溃。
福建的政治领袖们匆忙地从福州撤走。
蒋军收集起义军残部，重组十九路军，英雄的十九路军成了历史。
蒋介石传第十三章 毛泽东的崛起
第十三章 毛泽东的崛起
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毛泽东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间，蒋介石把共产党赶出了他们在南方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民族复兴”运动。
他认为他已经彻底并永远地打败了共产党。他希望他的“新生活运动”能够像他赢得战争一样“赢得和平”。
但是，他没有赢得战争，他只是把共产党赶跑了；而他的“民族复兴”政策也由于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而石沉大海。
到1933年中期，蒋介石已经同共产党打了6年的仗。作为一个军人，他不断遇到挫折。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四次“围剿”——每次取得的胜利都是区域性的。
他的决心不断增长，这一点可以用数量来衡量。在1930年12到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作战兵力；第三次战役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围剿”从1933年4月到10月，这一次出动了差不多50万的军人；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开始——几乎是第四次“围剿”一结束就开始了——蒋介石动员了90万军队，其中40万立即开始了行动。
与此相比，红军的兵力比估计的要多一点，但双方在武器上相差悬殊。
受到正面进攻的江西红军动员了大约18万人，还可以加上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这38万人只有不足10万支枪，手榴弹和装备的供应也不足，而且没有重型大炮。
蒋介石的40万作战部队拥有重型武器并有一支装备有近4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红军设法缴获了几架飞机、甚至俘虏了几个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无法供应汽油，也没有维修人员，因此，共产党没有轰炸机。
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是根据他求胜的需要及迫切的心情制定的。蒋发动第五次“围剿”不只是因为六年来的失败让他难以容忍，还有一个新的紧迫性——因为这时蒋介石认为中日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
蒋介石有几年是依赖德国军事顾问的。
1933年当希特勒取得权力时，蒋介石邀请了一个著名的德国战略家塞克特将军来华。
就是这个塞克特设计了第五次“围剿”的战略。为了帮助蒋介石，他接替了原常驻中国的德国顾问的职务。希特勒显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是有好处的，因为1934年初，在他回德国不久，希特勒就派他到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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