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150 章
陈毅军事文选 作者:《陈毅传》编写组
第 150 章
［8］ 桑木师团长，即日军一一○ 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9］退避三舍，春秋时，
晋、楚争霸，在城濮（今濮阳附近）作战。晋文公重耳先令晋军主动退避三舍（一
舍为三十里），然后进攻，打败楚军。
［10］冈材宁次，当时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将。［11］庞炳勋、孙殿英，
庞炳勋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
四集团军总司令，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四日，与原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
联名通电叛国。庞投敌后，就任伪“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
四集团军总司令”。
［12］十大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为克服敌后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在一九四二和
一九四三年间，陆续制定和实行了以下十项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
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凤，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
［13］军委第四号指示，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
事建设的指示》，其中指出，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中心注意力
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巩固和扩大上，主力军应适当采取精兵主义，并规定各
根据地脱产人员总数与总人数的比例，以及各类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等。
［14］日本反战同盟，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七日，在华日本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者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成立了“在
华日人觉醒联盟”。同日，一部分经过教育觉悟的日军战俘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华日
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又发起组织“在华日人反战联盟”，于一九四○年七月在重庆
设立总部，并在桂阳、洛阳、延安及华北、山东、华中设立支部。其宗旨是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并采取各种形式对
日军进行反战宣传。一九四二年八月，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反战团体
大会在延安召开，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日人反战同盟”合组成立“日
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并将其组织逐步发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南。一九四四年
一、二月间，反战同盟在延安召开华北联合会扩大会议，在日共主席冈野进（野坂
参三）的指导下，决定筹建“日本人解放联盟”。同年四月十九日，反战同盟宣布
解散。
［15］ 朝鲜独立同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延安设立组织机构，由朴一禹等领导。
［16］ 《中国之命运》，由反动分子陶希圣遵照蒋介石的意旨为蒋介石写的一部
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反对 共
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发行。［17］日华同盟条约，指汪精
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与日本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
［18］ 如响斯应，成语，呼唤与回声之意。
［19］洛川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
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
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任
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
定了可靠的政治思想基础。［20］十二月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三十四日中
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
取抗战胜利呢？》的发言，对洛川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持否定态度，系统地提出了
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取得了部分与会者的支
持，故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
［21］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
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确
定了中国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
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
［22］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提法被认为不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覆盖面广，
后来没有再用。
［23］洪、杨、石、李，即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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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桑木师团长，即日军一一○ 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9］退避三舍，春秋时，
晋、楚争霸，在城濮（今濮阳附近）作战。晋文公重耳先令晋军主动退避三舍（一
舍为三十里），然后进攻，打败楚军。
［10］冈材宁次，当时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将。［11］庞炳勋、孙殿英，
庞炳勋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
四集团军总司令，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四日，与原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
联名通电叛国。庞投敌后，就任伪“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
四集团军总司令”。
［12］十大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为克服敌后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在一九四二和
一九四三年间，陆续制定和实行了以下十项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
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凤，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
［13］军委第四号指示，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
事建设的指示》，其中指出，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中心注意力
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巩固和扩大上，主力军应适当采取精兵主义，并规定各
根据地脱产人员总数与总人数的比例，以及各类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等。
［14］日本反战同盟，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七日，在华日本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者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成立了“在
华日人觉醒联盟”。同日，一部分经过教育觉悟的日军战俘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华日
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又发起组织“在华日人反战联盟”，于一九四○年七月在重庆
设立总部，并在桂阳、洛阳、延安及华北、山东、华中设立支部。其宗旨是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并采取各种形式对
日军进行反战宣传。一九四二年八月，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反战团体
大会在延安召开，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日人反战同盟”合组成立“日
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并将其组织逐步发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南。一九四四年
一、二月间，反战同盟在延安召开华北联合会扩大会议，在日共主席冈野进（野坂
参三）的指导下，决定筹建“日本人解放联盟”。同年四月十九日，反战同盟宣布
解散。
［15］ 朝鲜独立同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延安设立组织机构，由朴一禹等领导。
［16］ 《中国之命运》，由反动分子陶希圣遵照蒋介石的意旨为蒋介石写的一部
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反对 共
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发行。［17］日华同盟条约，指汪精
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与日本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
［18］ 如响斯应，成语，呼唤与回声之意。
［19］洛川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
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
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任
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
定了可靠的政治思想基础。［20］十二月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三十四日中
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
取抗战胜利呢？》的发言，对洛川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持否定态度，系统地提出了
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取得了部分与会者的支
持，故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
［21］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
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确
定了中国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
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
［22］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提法被认为不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覆盖面广，
后来没有再用。
［23］洪、杨、石、李，即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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