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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五章 红色的五月

    光绪中华 作者:妖熊

    第三一五章 红色的五月

    光绪中华 作者:妖熊

    第三一五章 红色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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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一五章 红色的五月

    “读书人当知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亚圣他老人家是怎么答的?”上了西向而去的列车的车厢,张作霖劝了一番后,对稍稍消了气的赵恒锡道:“夷午你还记得么?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大学生记得有些不清不楚了。嘿嘿,毕竟不如你们读书人啊。”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赵恒锡没有多想,脱口而出道。

    张作霖在前排大笑道:“正是,正是。夷午兄果然好记性。梁惠王后来如何?”

    赵恒锡想了想,似乎明白了张作霖将这番话的意思,摇头无言不答。

    “梁惠王便是魏惠王,把他祖上的家当败光了,桂陵马陵两战,把老底全输光了。你说,他是因为不讲仁义才得到如此下场的么?或者说,他如果听了亚圣的话,讲仁义就不会有后来的下场了么?”张作霖回过头来扔了两支烟到后排的两人笑着问道。

    “齐有田忌,秦有商鞅,他又焉能不败。”赵恒锡缓了一阵劲后,缓缓答道。望了望给他点烟的郭松龄,低头啪嗒对上了火,抽了一口道:“老哥你要说什么我明白了,不过亚圣公的意思,也不是完全不要仁义,只是仁义第一,利可稍次之而已。”

    张作霖哈哈一笑,望了望天色跳开话题道:“明天中午怕是能到了。”转过头来接着说道:“如今照我看,这德意志便像是魏国,正行着魏惠王的老路,只是看他什么时候败而已。如今乱世啊夷午,乱世岂可仁义为先?我中华国民天性纯朴,若是继续如此下去的话,这国家一旦没了明君,便是三十年前之局,这层见识夷午想必是不会少的。”说着脸上便转而严厉的望向郭松龄道:“茂宸你以为只有你有那见识,你那点花花肠子万岁爷就不知道?你当真是自作聪明的可以!万岁爷早年间就开始大改儒家,崇儒而不盲崇,庙谟独运国家大事,这才有了这二十年的发展期,更重要的是万岁爷给咱们留下了一批像狮虎一样的国民,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是一头头羊!你说羊是王道,还是狮虎是王道?亏你还是个帝国军人,年纪轻轻就是上校师长,皇上待你薄了?你那番话是你该说的,是你该想的?活腻歪了你自个吃颗枪子儿,何必连累家人亲族?”

    郭松龄岂能不知道张作霖这是给他台阶下,虽然听上去句句是诛心的话,他还是诚惶诚恐的点头认错,转眼一看,赵恒锡的气已经算是消了。

    “雨亭说得好啊。”赵恒锡扔了已经烧到屁股的烟头,怅然点头道:“雨亭你带兵有一套,没想到做起教化工作来也是一把好手,呵呵,初时我以为你是对我说的,现在看来你是明着说我,暗着说茂宸老弟啊。嘿嘿,我们两这回是真长见识了。好啦,照我看雨亭这番话可以让我们那的秀才修修改改,发到中华时报上去,也让咱们驻训师在国内露露脸!”

    一番大笑声中,郭松龄头上那一场泼天大祸便消弭于无形,两个人也真切的体会到了张作霖毕竟是长他们几岁,见事之明,确实不是一般人物可比。

    于是在五月出头的时候,5月6日出版的中华帝国宣传部机关刊物《先圣斯言》全文刊载了署名为旅德驻训师联络处上校处长张作霖的《孟子心语》,对孟子首章的孟子见梁惠王一篇的新见解和看法,中心思想便是认为无论在当年的圣人时代,还是如今的新战国争雄时代,都不可片面强调仁义与利益,仁义加于内,利益加于外也不是灵丹妙药,至于如何去协调仁义和利益的先后关系,这就要看本国与天下诸国之间的关系和对象而言,仁义与利益兼顾,方是王道。而但顾仁义不顾利益,那是妇人之仁;但顾利益而不顾仁义,彼为霸道。

    在文章中,张作霖也建设性的提出了新战国时代的见解,文章指出,如今世界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分处东西,正如当年齐秦东西二帝。而欧洲大陆几个主要强国颇类当年中原诸国,俄为楚,自怀王后一蹶不振矣,德似魏,法国如韩,英国像赵,奥匈为燕。当然他也声明这与当年的情况大有不同,只是取一个意思,而不是就实指如何如何,外交部和总参谋部属下合办的国际关系学院应当有高手能够有更为正确的譬喻,张某人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已,至于中美之间孰为齐,孰为秦,还是一个未知之数。就眼下看来,中国很像是齐国,但尚空言清谈的老毛病还在,崇尚实干的作风还没有建立起来,往往你实干了,还有一帮人自己不做事,要在一旁嘲笑你追逐利益而忘了仁义。这是一个不好的倾向,希望能够引起国内警惕。在当今的乱世,如果帝国不能够沿着五皇万岁奠基的道路良性发展下去,那么将来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秦灭六国的殷鉴,也是不远的。

    这篇洋洋洒洒长达数万言的文章在《先圣斯言》月刊上发表后,在北京的思想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我也在宫中看到了这篇观点很是独特,立意点也非常契合当今实际的文章,并深感张作霖这小子在德国呆了数年后,尽是一改我以往印象中那个大老粗的张作霖形象了。

    特别是新战国的考虑,是在国内刚刚迎来已经卸任的罗斯福总统的访华行程所带来的美国热还没退的时候,国内过去对美国的研究不多,总体上美国是一个友好的形象,尽管有着一些少量的利益冲突,但是合作的程度依然足以让国人不再注意这些,也没有人会认为美国将来会对中国发动战争。如今张作霖这一提中美如春秋战国时齐秦东西二帝,这中竞争的关系就明朗化了。

    在思考了两天后,我正式在我手头的这一本《先圣斯言》月刊上,朱笔批示了批语:“先圣已往,今贤宜应为帝国为中华为天下立万世言,雨亭之语朕深悦之。转外交咨议会,外交部,各省,总参谋部陆军部及军队各部,各大学院校阅之,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汉武帝以儒为尊为一统,朕何其幸哉,可于今世再现先贤之世之古风。着该刊应允诸臣工,大中小学学生乃至女学生就此文辩之,朕深喜见之。”

    这算是号召思想界开始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这对于继普及教育后更进一步的开放民智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中国人习惯了只有一个声音说话,而且通常都是上传下达,上面说要注意时间观念,下面就要统一购买手表,全然不知道上面要求注意时间的意义和在。上面说要尊儒尊孔,下面就大肆兴建仿古建筑,到处弄古代不知道长得像猿猴还是像大象的古人的标准画像,全然不知道这种东西做出去纯粹是一场场闹剧,也完全背离了上面的本意。长此以往,这个民族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如果他们失去一个睿智的领导层,这个民族的未来也许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近来纷纷听说有各地腐儒公开征集画师提供诸如姜子牙,管仲等等七七八八的人的标准像,往往还找一些所谓的大儒来评选等等,一时之间成为笑谈。我在与几个亲贵说起时就说过,哪天也许咱们就有王母娘娘裹脚布标准制式,后羿标准用弓等等莫名其妙,全然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了。

    在下旨给驻京内阁系统各部,军队系统,宣传教化系统,教育系统等单位号召他们就张作霖文发起讨论后,北京的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了,一时之间各种报刊上就张作霖提出的仁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新战国定位问题等实际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也有另辟蹊径的,譬如梁启超就张作霖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旁观者现象写了一篇辛辣的杂文,对传统社会中的旁观者现象进行了鞭笞,并在经过我的御览和表彰后,整个社会也在这个五月开始热闹起来,帝国从我亲政以来就建立起来的局部战争,大部建设的格局也在这种热腾腾的气氛下得到了进步,特别是近年来茁壮成长着的工人阶层特别渴求着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这次大辩论中,工党的笔杆子们在报刊上的发言数量直追目前第一大党新儒党。

    当然,其他的党派也不是没有任何建树的,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华根本党的宣传部也在不同场合的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了他们的见解,他们认为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制度颠覆后,就应当建立起一个无分高下的社会等级制度,以避免国家利益得到扩大后的重新分配上,国内农民阶层获得分配的利益过少的现状,当然这与张作霖的第一篇文章是毫无干系的。

    而最热闹的当然要数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们,这些外交部和总参谋部联合培养的国际关系人才,在这次大辩论中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个赵姓同学对帝国当前的国际政策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在目前这个时代下,既然如张作霖上校所说中美东西二帝的格局,就应当将全部精力放在吞灭其他五国,放弃沿海等容易被美国攻击的地方,以建立起大纵深以等待将来的东西大对决等等。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我的意见是不管正确与否,都放开来说,放开来说才能暴露问题,在刑部等强力部门请示我目前暴露出来的对帝制不满的言论的处理态度时,我也认为这是目前社会矛盾的一个体现,目前更不宜就此问题严厉打击。这也正好可以将前一段时间我颇为注意的内阁一些人谋求权力无限扩大化的倾向联系起来,将来如何处理,是遂了他们的愿,还是把他们一网打尽,这都是将来再去考虑的问题。

    我的大方向当然还是渐进式的放权,让梁启超去研究宪政体制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这里面的步骤目前除了我之外,还不宜由其他人去掌握,随着帝国这些年的扩张和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暂时还被欣欣向荣的社会环境所掩盖,如果政体骤然发生太大的变更,说不定就要搞出大事来。目前军队有一批势力,虽然在政治上他们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但是他们一旦行动,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管道给他们的话,那就不是小事。内阁中有的与他们对立,有的与他们互相结合,加上社会上工人阶层谋求更大的政治舞台,农业阶层的人民也有自己的渴求,工业化也在冲击着他们。这些矛盾都要慢慢去调和,所以在渐进次序上,我不能容忍任何暴力革命式的权力结构变更。

    所以,这一次的思想界大放开,也是给了各阶层一个矛盾的发泄点,在这一场大辩论之后,各种问题都从思想层面上暴露出来了,再去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这是一个最安全的软性渐进改革的步骤。

    当然,中国目前还有这个空间和时间,而北方如今已经不算什么大国的俄罗斯,他们的国内矛盾已经无可调和了,在国土面积发生大规模萎缩后,古老的俄罗斯帝国也正在绸缪着要迎来一场大变革。

    圣彼得堡卫戍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同情革命或已经加入革命的将军们在五月中旬时在一个秘密据点与革命组织的领袖托洛茨基进行了一个会议,在得知托洛茨基可以为他们带来和平,和拯救俄罗斯的希望后,双方就五月二十日革命的具体步骤和规模等内容进行了磋商。托洛茨基也发动了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些工人组织,在那一天将会有数万普通人民加入革命的洪流,在红色的辉映下,他们将要进行一场旨在夺取国家政权,挽救俄罗斯的革命。

    托洛茨基甚至在此前秘密拜访了全俄大牧首,就他们的信仰问题进行了解释,以争取宗教界的支持,在他和一直支持他的瑞士人的眼中看来,这一场革命势在必成。而为了探听敌方的动静,瑞士人还提出要以私人的名义去与俄国政府接触,这更是为革命成功提供了情报保证。

    根据德俄密约,在革命成功之后,俄国将退出现在的战争,并承认德国现有的疆域线,从而换来被德国东路军团放弃攻击的有利条件,为革命成功后的建设事争取了可贵的发展时间。

    五月十九日夜,沙皇尼古拉二世陛下秘密在他的宫殿接见了以瑞士中间人身份出现的梅塞施密特,中间人给沙皇陛下带来了中国方面的和平意愿,沙皇在濒临西方德国军队庞大军事压力的前提下,暂时初步同意了一些条款,其中包括中俄以哈萨克斯坦草原北方边界为界等等土地上的内容。

    在会见以后,梅塞施密特向沙皇转述了一个珍贵的情报,在得知消息后,沙皇陛下连夜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秘密离开了宫殿。

    五月二十日,五月革命爆发,郊外的沙皇陛下惊奇的发现圣彼得堡有三分之一的部队已经不再忠于他了,他也无奈的看着那些身配特殊标记的军人们攻入了他的宫殿。

    无奈之下,沙皇陛下只得在忠于他的军队的保护下,前往南方的莫斯科。俄国就此陷入内乱,圣彼得堡及附近一些卫星城脱离了沙皇的统治,有接近二十万军队和两倍数量的工人赤卫队保卫着这里。在地图上,这里已经标记为红色。

    而沙皇也正在绸缪着要将这些可恶的叛逆者赶出他的宫殿和他的都城,在俄国革命发生之后,他相继接到了毗邻的德国和中国的援助意愿,实际上也只有这两个国家有资格援助他了,英法虽然是名义上的盟友,但是隔着被封锁的边境,自顾不暇的英法根本没有能力去援助沙皇陛下,况且在丢人的过去几年里,俄国人的表现实在太过让他的盟友们失望了。

    从六月开始,俄国的军队正式开始转入对内作战。

    这个时间几乎与中国第二方面军和安南王国的联军攻克西贡的日子相同,法国殖民者来不及撤退的一部分军队被俘虏,并被负责安南事务的广东提督龙济光宣布法国的所谓印度支那联邦正式被剿灭,自此并入中华版图。

    而在缅甸方向的战争却殊为不利,英国军官指挥的印度军队扩充到了十五个师,并依托当地有利地形形成了对第二方面军西向攻势的有效遏阻,第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五军和二十七军共十二个师组成的第21集团军十五万人的军队在绵延两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始终不能越过伊洛瓦底江防线,目前与英印军队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局面。集团军司令陆荣廷不得不感慨欧洲和亚洲都形成了隔着一条河大规模兵力集结对峙的局面,难道当真是天意?

    他信天意,但是他的部下好像有另外的想法,第21集团军参谋部参谋长杜锡圭提出建议,请求海军支援,并让方面军司令部组建第22集团军,并在印度洋海岸登陆形成第二战场,与21集团军形成对西部缅甸的近二十万英印军队的合围,并剿灭之。

    这个方案在得到陆荣廷的同意后,向方面军司令部和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出请求,在经过曹锟和刘步蟾的协商之后,一个七月登陆战的初步计划便形成了。杜锡圭自动请缨暂时到海军任职,并协调陆海军的配合工作。

    在中南半岛南部,情形已经逐渐明朗,在新加坡被攻克以后,从新加坡向北一直到暹罗国境的大片土地已经被暹罗王国的军队占领并实际控制,由于有统治根基,暹罗国十分轻松的控制了这片土地。而海军方面也刚刚开始对马六甲水道进行清除和对岸上的残留军队和土匪海盗的肃清工作。由于英军撤退时在这条水道上施放了大量的水雷,这使得这条航道起码在六月以前都不能实际投入大规模使用。

    而扫清这些障碍后,海军还有必要对有可能在这一区域出现的英国东印度舰队残留的一些老式军舰进行肃清,所以,登陆日期被定在了气候和安全性都比较理想的七月份。

    欧洲的局势也开始在夏季快来临时发生了新的变数,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去了柏林,小毛奇下野。而冯泽克特和冯霍夫曼前往了意奥边境,指挥起大部分奥地利军队,实施对意大利的大反攻,在近一个月的初步战争中,意大利又损失了二三十万的军队,并在戈里齐亚战役中,重创了意大利投入进攻的三个集团军,在奥地利军队开始大规模集结到这个方向后,从战略上对意大利完成了反攻的布局。

    倒是西线的局势仍然没有大的变化,在前线作战的丘吉尔开始写信给国内要求给他一支坦克部队的同时,德国总参谋部也接到了马肯森将军关于派遣坦克部队到西线作战的报告。在购买中国坦克的时候,那时候德国官方的普遍看法并不太看重这个东西,军方也没有提出需求,那时候购买纯粹是向中国人做出的一笔政治投资而已,而如今僵持不下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笔交易,意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在柏林家中的小毛奇虽然已经被撤职,但是他的爵位仍然保证他足以看到这份报告,注意到马肯森提出建议的时机,他突然有些懊悔,当年同意海军方面拉中国下水的那个计划,现在看来,是不是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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