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11 章
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第 11 章
这首先表现在人物描写上。在众多洋车夫苦难遭遇的背景上，着力刻划了祥子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这样既显示了祥子之走上堕落道路的必然性，又表现了祥子道路的特殊性，表现着巨大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作品中，作家以准确的细节分别勾画了老马祖孙、二强子、高个子这样一些车夫的形象，他们是各具特色并不雷同的，然而他们同祥子又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对照、映衬的关系。作家构思的意图正是这样的：以祥子为中心，“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马祖孙两代的遭遇，是祥子生活遭遇的缩影：从小马可以隐约看出祥子过去生活的影象，而老马的结局正暗示了祥子将来的下场；二强子在困苦中自暴自弃、甘心堕落，同祥子的不甘堕落、奋斗不止，又形成一个对照；高个子车夫为家室所累，徒有要强之心而无要强的体魄，痛苦挣扎，以求糊口，又是祥子命运的一个补充。分开来看，他们是各自都有独立的艺术生命，构成了一个“胶皮团”社会多样人物的画廊，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小说人物画廊的新贡献；合起来，这些洋车夫的独特的遭遇又互相映衬、烘托、补充，展示出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代价，奋斗、挣扎而终不免沦为乞丐，以至于冻饿而死。这个总背景构成了祥子的典型环境，祥子一个人不可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如同老马祖孙两代和二强子不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一样。正是在这样的描述中，显示着祥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无疑是极富于说服力的。在这里，生活逻辑同艺术逻辑浑然成为一体，显示着作家独到的艺术功力。
作品的心理描写也是富于独创性的。丰富而又富于变化的心理描写，是这个作品艺术表现上的鲜明特色，也是作家刻划祥子思想性格的主要手段。但是这种艺术手段的选择不是任意的，是由祥子的独特的性格特点决定的。祥子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坚忍和 沉默。“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这种特定的性格，决定了作家只能以详尽的心理描写来展示他的思想的真实。这种心理描写，占全书的很大比重，然而却并不沉闷，也不单调。作家有时候借助于心理描写直接推进故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叙述与描写常常溶为一体：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富于动态感的。有时候作家借助于心理描写抒发自己对祥子的同情和赞扬：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样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吃饭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样子活着，永远活着！
这是在祥子把刘四推下洋车以后的心理活动，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乐，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他重又看到那令人兴奋的前程，这里有祥子的兴奋的、乐观的思绪，也有作家的情不自抑的感怀，流畅而又饱含感情的话语，在有些时候甚至分不清那是祥子想的，那是作家想的了，它们已经溶为一体了。在祥子走向堕落之后，作家在描述他的心理时，语言的调子转为舒缓，有辩解，也有责难，描述中夹杂着评议，流露着哲理的沉思，那又是另一番情况了：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多样的、丰富的心理描写不仅显现了一个朴拙的劳动者“心态”的细微曲折的变化，揭示了他从要强、奋斗到绝望、堕落的心灵历程，而且反映着作家鲜明的爱憎，以及对城市底层劳动大众命运的深沉的思索。
运用纯熟的北京话，描述富于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刻划人物性格，叙述故事，褒贬事物，使《骆驼祥子》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学的丰采和大众的风格。作家并不是不加汰选的照录北京口语，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提炼的。它平易，然而不单调、不贫气。作家从容地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恰当地使用北京土语，使作品加浓了地方色彩；注意长短句的配置，增强了语句的节奏感；讲究字调调匀和顿挫，读起来极富于音乐美。人物的对话，达到了高度的个性化，“话到人到”，不同的身份，话语有不同的韵味，不同的语汇，不同的色彩。人物性格的突出和生动同作家运用语言的这种出神入化的功夫密不可分。祥子的语言厚重而又朴拙，他第一次买车，心情激动，如临大敌，只会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铺主夸耀车好，希望加钱，祥子还是那句话：“我要这辆车，九十六！”只加了个钱数。这同他的坚实沉默的性格是一致的。曹先生的女仆高妈劝祥子放钱，那语言爆豆一般，利索却又干脆，在细心的计算里透露着妇道人家的豪横，听得出是在外头跑惯了的：“告诉你，样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虎妞的语言是另一个味道。他嫁给祥子以后，不愿意祥子再拉洋车，祥子不干，继续出去拉车，这使她老大不高兴。她说：“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简劲、粗野、泼辣，却又包含着亲呢，这正表现了她性格的两重性。语言运用的成功，令人叹为观止。老舍对于自己的作品，一向自谦，严格到近于挑剔，但对于《骆驼祥子》的语言，却是满意的，他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在活的北京口语的基础上锤炼纯净的文学语言，在这方面老舍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现代小说史上还很少有人达到老舍所达到的水平。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革命的文艺家早就注意到了，但它的明确的、根本的解决却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赵树理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代中期老舍艺术上的追求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骆驼祥子》也还存在一些缺陷。老舍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样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的一大段删去。——引者）我管他叫做“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样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
这样的剖析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在老舍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在他的思想上，还没有找到祥子们的正确的道路，这就难怪他没有能够做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艺术概括了。
三十年代，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在前，其后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壮大了声威，建树了令人瞩目的劳绩，而且为中国革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骆驼祥子》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一九四一年出到第六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印行，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到第化，而汉口的租界地和嘈杂混乱的街市，又分明是殖民地化的见证。站在蛇山之上或黄鹤楼头，望着滚滚奔腾的长江，老舍感慨万千，心头涌起了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在《到武汉后》一文中写道：“山阔水秀，烟影人声，此中隐含着一股什么气息，是以前所未曾领悟到的。流不尽千古英雄血，与痛饮黄龙，就景生情，仿佛恍忽之间把江上寒波与北地烽火联成一片；是感触，是激奋，是失望，是思乡，是流亡，是凯旋，都不分明；默默无语，心潮万伏；寸心象波上白鸥，一片雪似的随流起伏游荡。”（注：《大风》旬刊第1期，1938年3月5日出版。）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老舍忧国忧民，坚信抗战，但他的思想又是动荡的，他在寻求着请缨报国的出路。
出路终于有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武汉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家，也逐渐聚集到这里。对这批文艺家，国民党当局想控制住他们，以便为己所用，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曾出面设宴请客，企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建之际，抢先把文化方面的组织领导权抓在手。武汉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及时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担任国共合作后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和各界人士其中也包括文艺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认为，应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文艺界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的爱国力量。他倡议组织一个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但领导权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周恩来同志推荐老舍具体负责这个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亲自找老舍谈话。
经过认真的筹备，一个团结抗日的新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了。一九三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第四，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总理（按：指孙中山先生）昭示我们，要我们迎头赶上，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注：见1938年8月28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精辟地分析了“文协”成立的重大意义，并对抗日的文艺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老舍称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演说“简劲有力”（注：《记“文协”成立大会》，《老舍写作生涯》。），他从中所受的鼓舞是很大的。
“文协”成立大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老舍宣读了大会宣言和告世界作家书。大会推荐周恩来、于右任、叶楚伧、周佛海等为“文协”名誉理事，选举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许地山、郁达夫、胡风、曹禺、成仿吾、朱自清、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周立波、孔罗荪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实际上，老舍是“文协”的总负责人。他后来回忆说：“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按：应是总务部主任），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注：《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事实证明，老舍是尽责的，由他担任“文协”的领导工作，确是最好的人选。“当时友人们说：老舍‘外圆内方’。外不‘圆’，经济、人事方面都转不动，内不‘方’，便会失却革命立场”（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对内，他要团结各派作家，使其通过各自的工作为抗战服务；对外，他要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工作繁重而又艰巨。“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本已答应承担经费，后来看到无法控制协会的领导权，便一文不给，致使“文协”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在这种情况下，老舍一方面到当局有关部门坐索，一方面四处奔走，向冯玉祥、邵力子诸先生借款，方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
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复杂的，但是他的立场和态度却很分明。他明确地表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注：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一九三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这一段难得的文字，不仅可以见出周恩来同志的品德与为人，同时也表达了老舍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佩之情。相比之下，周佛海名下的“早退”二字，愈发显示了老舍对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冷漠与蔑视。对屈膝投敌的汉奸周作人，老舍也是憎恶的。为谴责周作人参加日寇在北平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背叛行为，老舍与茅盾、郁达夫、冯乃超、胡风、丁玲、张天翼等十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在老舍的主持下，“文协”成立以后，在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它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引导和鼓励作家到战地去，深入现实的斗争生活，对于促进文艺为抗战服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协”工作的正常开展，老舍决定在汉口坚持到最后，后来经邵力子先生的再三劝促，老舍才同“文协”总部的几个人一起，于一九三协”总部迁到重庆以后，每二年改选一次理事。在理事会的历次改选中，老舍均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协”进行攻击：“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梁实秋还宣扬，他的副刊欢迎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要作家“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以此对抗“文协”为抗战服务的方针。针对梁实秋的攻击与谬论，老舍代表“文协”起草了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老舍写道：
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梁实秋先生个人行动，有自由之权，本会亦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座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注：见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这封公开信，慷慨陈述团结抗战之理，义正辞严地对梁实秋及其幕后支持者进行了揭露与批驳，把国民党当局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国民党中宣部头目张道藩亲自出面干涉，阻止了这封信的公开发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屡生事端，“文协”的工作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从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愈加消极于抗日，而专事反共，连续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极大地破坏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酿成了严重的内战危险。“文协”总部地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每有活动，常遭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一九四二年十月间，“文协”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以茶会形式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作为主持人的老舍刚要登台讲演，即有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注：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关于这一段的“文协”工作，老舍自己也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注：《艺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抗敌协会、音乐界抗敌协会各一百万元，所余的一百万元全数交给文艺奖助金委员会，用以救济贫困的文人！我自己先去申请助金五千元，好买些补血的药品，医治头昏。”（注：见1944年2月11日《时事新报》。）老舍以幽默的笔法，有力地回击了造谣者。
第 11 章
恋耽美
第 11 章
这首先表现在人物描写上。在众多洋车夫苦难遭遇的背景上，着力刻划了祥子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这样既显示了祥子之走上堕落道路的必然性，又表现了祥子道路的特殊性，表现着巨大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作品中，作家以准确的细节分别勾画了老马祖孙、二强子、高个子这样一些车夫的形象，他们是各具特色并不雷同的，然而他们同祥子又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对照、映衬的关系。作家构思的意图正是这样的：以祥子为中心，“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马祖孙两代的遭遇，是祥子生活遭遇的缩影：从小马可以隐约看出祥子过去生活的影象，而老马的结局正暗示了祥子将来的下场；二强子在困苦中自暴自弃、甘心堕落，同祥子的不甘堕落、奋斗不止，又形成一个对照；高个子车夫为家室所累，徒有要强之心而无要强的体魄，痛苦挣扎，以求糊口，又是祥子命运的一个补充。分开来看，他们是各自都有独立的艺术生命，构成了一个“胶皮团”社会多样人物的画廊，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小说人物画廊的新贡献；合起来，这些洋车夫的独特的遭遇又互相映衬、烘托、补充，展示出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代价，奋斗、挣扎而终不免沦为乞丐，以至于冻饿而死。这个总背景构成了祥子的典型环境，祥子一个人不可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如同老马祖孙两代和二强子不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一样。正是在这样的描述中，显示着祥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无疑是极富于说服力的。在这里，生活逻辑同艺术逻辑浑然成为一体，显示着作家独到的艺术功力。
作品的心理描写也是富于独创性的。丰富而又富于变化的心理描写，是这个作品艺术表现上的鲜明特色，也是作家刻划祥子思想性格的主要手段。但是这种艺术手段的选择不是任意的，是由祥子的独特的性格特点决定的。祥子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坚忍和 沉默。“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这种特定的性格，决定了作家只能以详尽的心理描写来展示他的思想的真实。这种心理描写，占全书的很大比重，然而却并不沉闷，也不单调。作家有时候借助于心理描写直接推进故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叙述与描写常常溶为一体：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富于动态感的。有时候作家借助于心理描写抒发自己对祥子的同情和赞扬：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样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吃饭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样子活着，永远活着！
这是在祥子把刘四推下洋车以后的心理活动，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乐，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他重又看到那令人兴奋的前程，这里有祥子的兴奋的、乐观的思绪，也有作家的情不自抑的感怀，流畅而又饱含感情的话语，在有些时候甚至分不清那是祥子想的，那是作家想的了，它们已经溶为一体了。在祥子走向堕落之后，作家在描述他的心理时，语言的调子转为舒缓，有辩解，也有责难，描述中夹杂着评议，流露着哲理的沉思，那又是另一番情况了：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多样的、丰富的心理描写不仅显现了一个朴拙的劳动者“心态”的细微曲折的变化，揭示了他从要强、奋斗到绝望、堕落的心灵历程，而且反映着作家鲜明的爱憎，以及对城市底层劳动大众命运的深沉的思索。
运用纯熟的北京话，描述富于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刻划人物性格，叙述故事，褒贬事物，使《骆驼祥子》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学的丰采和大众的风格。作家并不是不加汰选的照录北京口语，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提炼的。它平易，然而不单调、不贫气。作家从容地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恰当地使用北京土语，使作品加浓了地方色彩；注意长短句的配置，增强了语句的节奏感；讲究字调调匀和顿挫，读起来极富于音乐美。人物的对话，达到了高度的个性化，“话到人到”，不同的身份，话语有不同的韵味，不同的语汇，不同的色彩。人物性格的突出和生动同作家运用语言的这种出神入化的功夫密不可分。祥子的语言厚重而又朴拙，他第一次买车，心情激动，如临大敌，只会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铺主夸耀车好，希望加钱，祥子还是那句话：“我要这辆车，九十六！”只加了个钱数。这同他的坚实沉默的性格是一致的。曹先生的女仆高妈劝祥子放钱，那语言爆豆一般，利索却又干脆，在细心的计算里透露着妇道人家的豪横，听得出是在外头跑惯了的：“告诉你，样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虎妞的语言是另一个味道。他嫁给祥子以后，不愿意祥子再拉洋车，祥子不干，继续出去拉车，这使她老大不高兴。她说：“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简劲、粗野、泼辣，却又包含着亲呢，这正表现了她性格的两重性。语言运用的成功，令人叹为观止。老舍对于自己的作品，一向自谦，严格到近于挑剔，但对于《骆驼祥子》的语言，却是满意的，他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在活的北京口语的基础上锤炼纯净的文学语言，在这方面老舍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现代小说史上还很少有人达到老舍所达到的水平。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革命的文艺家早就注意到了，但它的明确的、根本的解决却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赵树理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代中期老舍艺术上的追求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骆驼祥子》也还存在一些缺陷。老舍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样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的一大段删去。——引者）我管他叫做“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样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
这样的剖析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在老舍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在他的思想上，还没有找到祥子们的正确的道路，这就难怪他没有能够做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艺术概括了。
三十年代，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在前，其后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壮大了声威，建树了令人瞩目的劳绩，而且为中国革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骆驼祥子》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一九四一年出到第六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印行，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到第化，而汉口的租界地和嘈杂混乱的街市，又分明是殖民地化的见证。站在蛇山之上或黄鹤楼头，望着滚滚奔腾的长江，老舍感慨万千，心头涌起了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在《到武汉后》一文中写道：“山阔水秀，烟影人声，此中隐含着一股什么气息，是以前所未曾领悟到的。流不尽千古英雄血，与痛饮黄龙，就景生情，仿佛恍忽之间把江上寒波与北地烽火联成一片；是感触，是激奋，是失望，是思乡，是流亡，是凯旋，都不分明；默默无语，心潮万伏；寸心象波上白鸥，一片雪似的随流起伏游荡。”（注：《大风》旬刊第1期，1938年3月5日出版。）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老舍忧国忧民，坚信抗战，但他的思想又是动荡的，他在寻求着请缨报国的出路。
出路终于有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武汉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家，也逐渐聚集到这里。对这批文艺家，国民党当局想控制住他们，以便为己所用，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曾出面设宴请客，企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建之际，抢先把文化方面的组织领导权抓在手。武汉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及时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担任国共合作后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和各界人士其中也包括文艺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认为，应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文艺界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的爱国力量。他倡议组织一个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但领导权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周恩来同志推荐老舍具体负责这个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亲自找老舍谈话。
经过认真的筹备，一个团结抗日的新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了。一九三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第四，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总理（按：指孙中山先生）昭示我们，要我们迎头赶上，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注：见1938年8月28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精辟地分析了“文协”成立的重大意义，并对抗日的文艺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老舍称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演说“简劲有力”（注：《记“文协”成立大会》，《老舍写作生涯》。），他从中所受的鼓舞是很大的。
“文协”成立大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老舍宣读了大会宣言和告世界作家书。大会推荐周恩来、于右任、叶楚伧、周佛海等为“文协”名誉理事，选举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许地山、郁达夫、胡风、曹禺、成仿吾、朱自清、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周立波、孔罗荪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实际上，老舍是“文协”的总负责人。他后来回忆说：“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按：应是总务部主任），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注：《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事实证明，老舍是尽责的，由他担任“文协”的领导工作，确是最好的人选。“当时友人们说：老舍‘外圆内方’。外不‘圆’，经济、人事方面都转不动，内不‘方’，便会失却革命立场”（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对内，他要团结各派作家，使其通过各自的工作为抗战服务；对外，他要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工作繁重而又艰巨。“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本已答应承担经费，后来看到无法控制协会的领导权，便一文不给，致使“文协”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在这种情况下，老舍一方面到当局有关部门坐索，一方面四处奔走，向冯玉祥、邵力子诸先生借款，方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
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复杂的，但是他的立场和态度却很分明。他明确地表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注：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一九三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这一段难得的文字，不仅可以见出周恩来同志的品德与为人，同时也表达了老舍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佩之情。相比之下，周佛海名下的“早退”二字，愈发显示了老舍对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冷漠与蔑视。对屈膝投敌的汉奸周作人，老舍也是憎恶的。为谴责周作人参加日寇在北平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背叛行为，老舍与茅盾、郁达夫、冯乃超、胡风、丁玲、张天翼等十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在老舍的主持下，“文协”成立以后，在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它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引导和鼓励作家到战地去，深入现实的斗争生活，对于促进文艺为抗战服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协”工作的正常开展，老舍决定在汉口坚持到最后，后来经邵力子先生的再三劝促，老舍才同“文协”总部的几个人一起，于一九三协”总部迁到重庆以后，每二年改选一次理事。在理事会的历次改选中，老舍均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协”进行攻击：“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梁实秋还宣扬，他的副刊欢迎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要作家“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以此对抗“文协”为抗战服务的方针。针对梁实秋的攻击与谬论，老舍代表“文协”起草了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老舍写道：
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梁实秋先生个人行动，有自由之权，本会亦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座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注：见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这封公开信，慷慨陈述团结抗战之理，义正辞严地对梁实秋及其幕后支持者进行了揭露与批驳，把国民党当局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国民党中宣部头目张道藩亲自出面干涉，阻止了这封信的公开发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屡生事端，“文协”的工作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从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愈加消极于抗日，而专事反共，连续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极大地破坏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酿成了严重的内战危险。“文协”总部地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每有活动，常遭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一九四二年十月间，“文协”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以茶会形式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作为主持人的老舍刚要登台讲演，即有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注：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关于这一段的“文协”工作，老舍自己也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注：《艺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抗敌协会、音乐界抗敌协会各一百万元，所余的一百万元全数交给文艺奖助金委员会，用以救济贫困的文人！我自己先去申请助金五千元，好买些补血的药品，医治头昏。”（注：见1944年2月11日《时事新报》。）老舍以幽默的笔法，有力地回击了造谣者。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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