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病8
医生 作者: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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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 作者: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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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8
接着第三个儿子霍华德也打来了电话，他是个心理医生。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爹？”
我不准备向他披露我的心思，终究我是老子，他是儿子。我按心理医生的方式回复了他：“我该怎么做？”我这一问就回避了讨论这个今人痛苦的话题。
第四个儿子，做律师的肯尼从华盛顿打来电话，“爹，你可以打一个很好的医疗差错的官司，”他建议。
我知道他是对的，诊断被延误了六个月，那可能是致命的。诊断愈早，缓解或治愈的机会就愈大。按规定，凡医疗差错，必有严重的后果，我如承认那是医疗差错的话，就意味着我的预后因诊断的延误而不良，但现在还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所以我对肯尼说，“算了吧，我会治好的。”不过，我并不真的相信。
我的兄弟比尔在回家的路上也拐到了我这里，还带来了一张写满了诊所每个人问候的慰问卡。然后他告诉我，我们的办公室经理蕙妮佛听到我的消息后号啕大哭。我大为感动，但忍住了眼泪，仅是说：“比尔，你是知道的，她是怎样的一个姑娘。”而后我问他：“你从来没有赞同过奥.凯特，是吗？”
“是的。”
“为什么？”
“从技术上讲他是不错的，但无论怎么我总觉得他的商人气味太重。”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不是为稻梁谋的。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奥玛哈吗？妈妈总是去帮助贾蒙特医生，为我们树立榜样。他是眼科医生，从来不给病人寄账单。病人自愿地不论带些什么东西给他就行了，奇妙的是他也藉此活得很好。他从来没有富过，那是大萧条的时代，但不知何故，他是单身一人。”
“我们也作了我们的分内事，”比尔说，“你把时间都义捐给了医学院，我们也分摊了三个免费病人，从来也没有催促过哪一个病人付费。”
最后，比尔平静地说，“也许你早些时候应听取一下第二个人的意见。”
“嗯，然而你听从谁的？”我问。“记得你曾忠告一个女人要做子切除，她走出大厅时说要听听第二种意见，于是你牵着她的手领进了隔壁办公室，对她说，‘我给你第二种意见，别开刀’”。
“对，”比尔说：“你怎么知道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呢？吉尔.郝姆行医和我们有一样长的年头了，现在他的孙女得了多发硬化病，未见任何好转，他正带着她去看第五位医生呐。还有，记得吗？瑞德.考里，我们在医学院时教我们眼耳喉鼻科的，他经常说，‘我被请去会诊的时候，总要问一下前一个会诊医生怎么说，如果他说用热敷，我就建议用冷敷。’”
我并没有笑，事实上我是生气了，“当你不是一个病人时，这是一个笑话，但当你是一个病人时，这是一个悲剧。在我声音嘶哑被建议使用青霉素时，我本来应该尽早的看第二个医生。病人可能不懂，但我应该懂。”
星期三是决定的一天了。预约的一些检查将决定我是否可以治疗。我拿着预约单去x 光室，一个是做计算机断层扫描，一个是部x 光片。部x 光是检查癌细胞有否转移到部淋巴结，而计算机断层扫描只是确诊肿瘤更有把握的一种方法。假如淋巴结被波及了，则我的前景就很差。我发现自己真的不希望有这些现代尖端技术，我真的不想知道真相。放在我的病人身上——我是要掌握资讯越多越好，而在我自己身上——这就够多了。
部x 光片只是一个常规，如同拍照一样，而计算机断层扫描则是要花一个小时的作。技术员开始给我打上静脉吊针，这慢慢滴入的对照剂有助于显现颈部的淋巴结。我知道对照剂里有碘，有些人会对碘过敏而引发严重的反应甚至死亡。我希望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急诊团队。静脉吊针一滴一滴的滴着，机器咔哒咔哒的转动着，我僵躺了一个小时，一动也不敢动，唯恐影像产生模糊而影响了肥大淋巴结的识别。
部x 光和计算机断层扫描都是在x 线的诊断部，这时差不多是十一点钟了，我还得按预约去另一层楼面的x 线治疗部。当我走出电梯按指示牌进入x 线治疗部的候诊室时，我的经验老到的眼光告诉我，这里等候的都是肿瘤病人。
在医院首次设置一个特别楼层作为肿瘤病人专门治疗之用时，我是颇有异议的，我觉得硬入一个部门是错的。而现在当我知道和其他有着相同麻烦的各种癌瘤病人同处一层时，感觉就好得多了。
我必须在接待室里等上十五分钟，感觉上就像一小时。利特医生会对我说什么呢？他认为我适合治疗吗？最后接待员护送我进了一间小小的检查室，又一次的一位住院医生来询问我的病史。我坐在那里很不耐烦，真不知道我该把自己生病的故事讲多少遍，仿佛就像每接受一次服务就得付费一样。最后他总算采集完了医院病例本上早已有的全部资讯，我鼓起勇气问他我的部x 光和断层扫描的报告来了没有。“我自己看了x 光片”，他说，“那是，断层扫
描报告则需二十四小时。”
x 光片报告正常并没有使我满意，外行人以为x 光是一种完美的检查工具，但我知道得更多。x 光是对黑白影所做的解释，有时x 光读片是正常的，但几个月后当病人发现有病时再读片就变成不正常了。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知道有一个矮矮胖胖的放科医生，他的暗房里充满了雪茄烟的臭味，他的x光报告就不完全可靠。他自认为绝对正确地指着一段结肠的影信誓旦旦的向外科医生指证说是恶肿瘤。外科医生切除了一段没有肿瘤的正常结肠，他们两人都看见了那是一块粪便。
从那时起，我们办公室内便立了一条规则，每一张x 光片必须经过至少二位医生的读片，尽管是如此的小心，有时还会有某一张片子被误读或漏诊。
利特医生，放治疗专家，五十中期的年纪，有着浓密的头发和胡子，当他走进来看我时，他的举动一点也不像全国有名的，或者是全世界，即便是西北地区最好的医生。但而后他的行为令我舒坦，他满脸笑容，是我看见的第一位这么做的医生。我知道他仅仅是心情愉快而已，但对我却给了很大希望。我承认我在寻找任何一丝一毫能证实万事大吉的征候，就像一个小孩或一个病人一样。
和先前的医生们所做的一样，利特医生用喉镜看了我的喉咙说“我什么也没看见，看来都正常啊”。这位被高度推荐的专家所用的技术令我大吃一惊，但还没待我开口，住院医生便告诉他，“你不可能看见，杜伏医生告诉我，病变在声带的下面，只能用显微鼻咽镜才能看到。”
利特医生决计使用显微鼻咽镜。住院医生又一次的麻醉了我的鼻子和喉咙，将这器械通过鼻子而送入咽喉，然后交给了说过我什么也没看见的这位利特医生。我这时对自己问了一个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究竟是去看一个富有经验而缺乏最新技术的老医生好呢还是去看一位有最新技术而缺乏经验的年轻医生好？
检查结束后，利特医生看着我再也不笑了。“我想你有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几率可用x 光治疗痊愈，我会为你介绍一种最好的治疗方案。”“化疗这么样？”“没用。”
我觉得放松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人因化疗而造成的恶心，呕吐，掉发。化疗的结果总是问题多多，我很高兴能逃过这苦难。“假如我的淋巴结被波及了，这么办？”我问道。“我就不为你治疗。”“我就没有其他选择？”“我不这么认为，”利特医生回答我，“治疗要做三十次，第一次大概要花一小时。因为我们要确定你在治疗台上的位置，确定病变的实际位置，然后得出机器的测量数据。以后每一次治疗，你就会被放在治疗台的同一位置，机器也被安置在相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能聚焦在你的病变上而不会去治疗你的健康组织。”“我会呕吐吗？”“通常不会。有些人会因x 光而恶心，有些人会抱怨非常疲劳。然而你也许会有喉咙痛和吞咽困难。”“任何其它危险呢？”“噢，”他说，“偶尔会有病人发生喉部软骨坏死。”“那怎么办？”我问。“必须把坏死的软骨取除和施行气管切开，不过，”他让我放心地补充说：“在我手里可从来没发生过。”
然后他又转向住院医生，“你还有什么意见？”“你决定用多少剂量？”住院医生问。利特医生回答说，“这都由计算机来决定。”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架程序出错的计算机，老是叫着：“废纸进，废纸出”我真希望这架计算机比我的银行用的那架计算机要好一些。
当娣和我开车回家后，我意识到利特医生没有遵照法律办事，因为他既没有和我们讨论可供选择的替代治疗，也没有真正讨论到放治疗的全部危险。就我的经验而言，我知道放治疗是危险的，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可治愈的皮肤灼伤，可能会造成食道发炎而致吞咽困难，甚至不能吃饭。还可能导致治疗部位皮肤癌。我还知道放治疗后全身无论什么部位更容易发生肿瘤，而超大剂量的x 光还会直接造成死亡。我肯定还有许多我尚未了解的副作用，为什么这位医生不和我以及我的太太讨论这些问题呢？
在我最近参加的一次医疗事故研讨会上，一位律师强调对病人解释清楚所有的危险是多么的重要，想必利特医生也是清楚的。
当然有些时候这些条款对病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一位带着他濒死的儿子去全国癌症中心求治的朋友对我说，签署医疗同意书的那份煎熬简直比他儿子的治疗还要痛苦。他叙述说，那癌症中心的医生缓慢地一条一条的念着可能出现的治疗副作用，而且每五分钟便停下来问：“你们理解吗？”我朋友说，“当他念着这些可怕的可能时，我只能对自己说，这些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听了一小时这些令人恐惧的可能后，我再也听不进他在说什么了，但是他又详细解释了半个小时才告结束。我的儿子巴利和我都麻木了，我们签了字，但并不知道上面讲了些什么。”
我也有过类似的挣扎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知道有些治疗虽然无效但也不一定有伤害，在特定的情况下，任何药物都可能造成死亡，还有人类的神心理状况必须要估算在内。假如一个病人害怕吃药，那么心理治疗的效果就没有了，更有甚者，这病人可能本不吃药。我解决这种麻烦的办法就是坚持对自己说：“让法律和医疗纠纷的威胁去见鬼吧，什么对病人最好，我就做什么，把无关紧要的小事都扔在一边。”
我对病人，总是试图进行个体化的评估，然后将我认为他们能接受和处理的东西告诉他们。谈话结束时总带上一句“你还有什么愿意知道的事情吗？”偶而会有一个病人说，“我要知道最坏的。”于是我只能逼迫自己告诉他最坏的事情。那一类病人表面上似乎展现出特别的勇敢，然而我注意到在治疗中鲜有完全配合的，他们可能因预后不良而完全放弃了。至于转到我自己身上，那是另一个极端，我回避去面对不好的事情，以至于造成了治疗的延误。
那个傍晚在家里，我还有一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和大部分的病人不一样，我知道许多医生们避免提及的治疗危险，预料不到的治疗副作用的某些危险总是存在的。在我行医时，我保护大部分的病人免于对遥远的，近乎不可能的并发症的忧虑。但是我自己是个医生，知道得太多了，没有一个人能保护我。我需要做什么？假如我开始了x 光治疗，那就没有返回的余地了。现在我必须决定要不要听取一次第二种意见。杜伏医生早就问过我了，是否需要第二次鉴定，在这个问题上我真佩服他，我自己是多年之后才达到它的那种境界。
医生是有竟争的，从医学院就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三个申请者角逐一个医学院的开放名额，除非你是领先群雄，你就进不去。在医学院里你不断地被测试，老是警觉着在班级中的排名，因为这会决定你做什么科的住院医生，而你住院医生做得好坏又决定了你的前途和机会。过度的竟争带来了另一种风气，同意第一个医生的意见不会增加你的分量，所以有些医生仅仅只是为增加自己的声望而给出相反意见。
我曾治疗过的一个高血压病人告诉我，他去加州度假时看了一位当地的医生，那医生改变了他的用药，还对他说，“俄勒冈的医生没有像加州的医生一样知识更新，所以我要改变一下你的处方。”我给他开的药是氢化尿利，那医生改成埃斯特立克，其实什么也没有改，这二种药本就是同一种药，只是商品名称不同而已。
作为一个医生主动地得到一个第二种意见或方案必定会感到更放心，我自己在做医生时就对获得第二种意见而感到高兴，因为事实上这能减少些我的责任。在我自己这个病例上，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蠢，居然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去看杜伏医生。尽管我能为自己找出许多借口，但唯一的理由就是如同我的病人一样，接受了一个诊断就可避免去面对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从第一次给凯蒂.格兰特看病时就很喜欢她，因为她痛快告诉我她所看过的所有医生。“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她说，“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能帮助我治好我的关节炎，我已经看过了六个医生，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我问了她的病史，作了体检后很是吃惊，她本不是关节炎，她得的是多发硬化，那是毫无疑问的。
怎么将一个坏消息告诉一个完全不知情的病人呢？我只能尽量温和的叙述，而她倒是很平静。“你对这诊断还有什么疑虑吗？”我问。“完全没有，我看的第一个医生就是如此说的。”“那后面的五位医生怎么说呢？”“他们都按关节炎或类似的病治疗。”“为什么你要离开第一个医生呢？”“我不喜欢他的诊断。”
在我自己这个病例，最初的二位医生对我讲的就是我爱听的“不是癌”。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呢？我知道美国的许多肿瘤中心：斯朗凯特林，梅耶医院，全国健康研究所，斯坦福，休斯敦以及住家附近的西雅图，所有这些机构中的医生我都认识并有联系。在这些地方的任何一处，我都会被张开双臂的欢迎。但是我却做了一个和任何一个病人一样的决定，我喜欢看自己的医生，喜欢在自己最舒适的地方治疗，我要在危急的时候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我选择了在波特兰治疗，假如我将死，也要死在家里。
经过了一个长长的白天之后，我终于沉着平静地去上床睡觉了。我已经作了决定，决定要像个正常的成年人那样去做。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曾是个指挥者，这是第一次，我的命运落在他人手中。我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了解这个麻烦，知道事情很可能向坏的方向转变，但是，我告诉自己，和我一样的专业人员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假如他们不知道，或者我不信任他们，那又怎么来解释我的一生呢。
在床上，我偎依到娣的身边，将她抱得紧紧的，我不能预期今后还有多少时间我能如此的抱着她，即使我从这疾病中存活，x 光也会给我留下遗患。
我想起几年前的一天，那时父亲九十岁，母亲八十六岁，妈妈有些发烧，老爸便问我，“你妈是怎么回事？”“她有些发烧，爸，她可能得了流感。”“会传染吗？”“可能会。”“那今夜我应该不和她睡在一起？”“是的。”我回答。“爱德，”他很认真地说，“你最好和你妈妈解释一下，她从来都不同意我睡在另一张床上。”
想到这个故事，我感觉很好，我的父母能每夜都幸福的睡在一起，这是多么幸运啊，看来我就不会有如此好运了，明天我的生活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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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第三个儿子霍华德也打来了电话，他是个心理医生。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爹？”
我不准备向他披露我的心思，终究我是老子，他是儿子。我按心理医生的方式回复了他：“我该怎么做？”我这一问就回避了讨论这个今人痛苦的话题。
第四个儿子，做律师的肯尼从华盛顿打来电话，“爹，你可以打一个很好的医疗差错的官司，”他建议。
我知道他是对的，诊断被延误了六个月，那可能是致命的。诊断愈早，缓解或治愈的机会就愈大。按规定，凡医疗差错，必有严重的后果，我如承认那是医疗差错的话，就意味着我的预后因诊断的延误而不良，但现在还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所以我对肯尼说，“算了吧，我会治好的。”不过，我并不真的相信。
我的兄弟比尔在回家的路上也拐到了我这里，还带来了一张写满了诊所每个人问候的慰问卡。然后他告诉我，我们的办公室经理蕙妮佛听到我的消息后号啕大哭。我大为感动，但忍住了眼泪，仅是说：“比尔，你是知道的，她是怎样的一个姑娘。”而后我问他：“你从来没有赞同过奥.凯特，是吗？”
“是的。”
“为什么？”
“从技术上讲他是不错的，但无论怎么我总觉得他的商人气味太重。”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不是为稻梁谋的。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奥玛哈吗？妈妈总是去帮助贾蒙特医生，为我们树立榜样。他是眼科医生，从来不给病人寄账单。病人自愿地不论带些什么东西给他就行了，奇妙的是他也藉此活得很好。他从来没有富过，那是大萧条的时代，但不知何故，他是单身一人。”
“我们也作了我们的分内事，”比尔说，“你把时间都义捐给了医学院，我们也分摊了三个免费病人，从来也没有催促过哪一个病人付费。”
最后，比尔平静地说，“也许你早些时候应听取一下第二个人的意见。”
“嗯，然而你听从谁的？”我问。“记得你曾忠告一个女人要做子切除，她走出大厅时说要听听第二种意见，于是你牵着她的手领进了隔壁办公室，对她说，‘我给你第二种意见，别开刀’”。
“对，”比尔说：“你怎么知道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呢？吉尔.郝姆行医和我们有一样长的年头了，现在他的孙女得了多发硬化病，未见任何好转，他正带着她去看第五位医生呐。还有，记得吗？瑞德.考里，我们在医学院时教我们眼耳喉鼻科的，他经常说，‘我被请去会诊的时候，总要问一下前一个会诊医生怎么说，如果他说用热敷，我就建议用冷敷。’”
我并没有笑，事实上我是生气了，“当你不是一个病人时，这是一个笑话，但当你是一个病人时，这是一个悲剧。在我声音嘶哑被建议使用青霉素时，我本来应该尽早的看第二个医生。病人可能不懂，但我应该懂。”
星期三是决定的一天了。预约的一些检查将决定我是否可以治疗。我拿着预约单去x 光室，一个是做计算机断层扫描，一个是部x 光片。部x 光是检查癌细胞有否转移到部淋巴结，而计算机断层扫描只是确诊肿瘤更有把握的一种方法。假如淋巴结被波及了，则我的前景就很差。我发现自己真的不希望有这些现代尖端技术，我真的不想知道真相。放在我的病人身上——我是要掌握资讯越多越好，而在我自己身上——这就够多了。
部x 光片只是一个常规，如同拍照一样，而计算机断层扫描则是要花一个小时的作。技术员开始给我打上静脉吊针，这慢慢滴入的对照剂有助于显现颈部的淋巴结。我知道对照剂里有碘，有些人会对碘过敏而引发严重的反应甚至死亡。我希望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急诊团队。静脉吊针一滴一滴的滴着，机器咔哒咔哒的转动着，我僵躺了一个小时，一动也不敢动，唯恐影像产生模糊而影响了肥大淋巴结的识别。
部x 光和计算机断层扫描都是在x 线的诊断部，这时差不多是十一点钟了，我还得按预约去另一层楼面的x 线治疗部。当我走出电梯按指示牌进入x 线治疗部的候诊室时，我的经验老到的眼光告诉我，这里等候的都是肿瘤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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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们办公室内便立了一条规则，每一张x 光片必须经过至少二位医生的读片，尽管是如此的小心，有时还会有某一张片子被误读或漏诊。
利特医生，放治疗专家，五十中期的年纪，有着浓密的头发和胡子，当他走进来看我时，他的举动一点也不像全国有名的，或者是全世界，即便是西北地区最好的医生。但而后他的行为令我舒坦，他满脸笑容，是我看见的第一位这么做的医生。我知道他仅仅是心情愉快而已，但对我却给了很大希望。我承认我在寻找任何一丝一毫能证实万事大吉的征候，就像一个小孩或一个病人一样。
和先前的医生们所做的一样，利特医生用喉镜看了我的喉咙说“我什么也没看见，看来都正常啊”。这位被高度推荐的专家所用的技术令我大吃一惊，但还没待我开口，住院医生便告诉他，“你不可能看见，杜伏医生告诉我，病变在声带的下面，只能用显微鼻咽镜才能看到。”
利特医生决计使用显微鼻咽镜。住院医生又一次的麻醉了我的鼻子和喉咙，将这器械通过鼻子而送入咽喉，然后交给了说过我什么也没看见的这位利特医生。我这时对自己问了一个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究竟是去看一个富有经验而缺乏最新技术的老医生好呢还是去看一位有最新技术而缺乏经验的年轻医生好？
检查结束后，利特医生看着我再也不笑了。“我想你有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几率可用x 光治疗痊愈，我会为你介绍一种最好的治疗方案。”“化疗这么样？”“没用。”
我觉得放松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人因化疗而造成的恶心，呕吐，掉发。化疗的结果总是问题多多，我很高兴能逃过这苦难。“假如我的淋巴结被波及了，这么办？”我问道。“我就不为你治疗。”“我就没有其他选择？”“我不这么认为，”利特医生回答我，“治疗要做三十次，第一次大概要花一小时。因为我们要确定你在治疗台上的位置，确定病变的实际位置，然后得出机器的测量数据。以后每一次治疗，你就会被放在治疗台的同一位置，机器也被安置在相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能聚焦在你的病变上而不会去治疗你的健康组织。”“我会呕吐吗？”“通常不会。有些人会因x 光而恶心，有些人会抱怨非常疲劳。然而你也许会有喉咙痛和吞咽困难。”“任何其它危险呢？”“噢，”他说，“偶尔会有病人发生喉部软骨坏死。”“那怎么办？”我问。“必须把坏死的软骨取除和施行气管切开，不过，”他让我放心地补充说：“在我手里可从来没发生过。”
然后他又转向住院医生，“你还有什么意见？”“你决定用多少剂量？”住院医生问。利特医生回答说，“这都由计算机来决定。”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架程序出错的计算机，老是叫着：“废纸进，废纸出”我真希望这架计算机比我的银行用的那架计算机要好一些。
当娣和我开车回家后，我意识到利特医生没有遵照法律办事，因为他既没有和我们讨论可供选择的替代治疗，也没有真正讨论到放治疗的全部危险。就我的经验而言，我知道放治疗是危险的，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可治愈的皮肤灼伤，可能会造成食道发炎而致吞咽困难，甚至不能吃饭。还可能导致治疗部位皮肤癌。我还知道放治疗后全身无论什么部位更容易发生肿瘤，而超大剂量的x 光还会直接造成死亡。我肯定还有许多我尚未了解的副作用，为什么这位医生不和我以及我的太太讨论这些问题呢？
在我最近参加的一次医疗事故研讨会上，一位律师强调对病人解释清楚所有的危险是多么的重要，想必利特医生也是清楚的。
当然有些时候这些条款对病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一位带着他濒死的儿子去全国癌症中心求治的朋友对我说，签署医疗同意书的那份煎熬简直比他儿子的治疗还要痛苦。他叙述说，那癌症中心的医生缓慢地一条一条的念着可能出现的治疗副作用，而且每五分钟便停下来问：“你们理解吗？”我朋友说，“当他念着这些可怕的可能时，我只能对自己说，这些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听了一小时这些令人恐惧的可能后，我再也听不进他在说什么了，但是他又详细解释了半个小时才告结束。我的儿子巴利和我都麻木了，我们签了字，但并不知道上面讲了些什么。”
我也有过类似的挣扎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知道有些治疗虽然无效但也不一定有伤害，在特定的情况下，任何药物都可能造成死亡，还有人类的神心理状况必须要估算在内。假如一个病人害怕吃药，那么心理治疗的效果就没有了，更有甚者，这病人可能本不吃药。我解决这种麻烦的办法就是坚持对自己说：“让法律和医疗纠纷的威胁去见鬼吧，什么对病人最好，我就做什么，把无关紧要的小事都扔在一边。”
我对病人，总是试图进行个体化的评估，然后将我认为他们能接受和处理的东西告诉他们。谈话结束时总带上一句“你还有什么愿意知道的事情吗？”偶而会有一个病人说，“我要知道最坏的。”于是我只能逼迫自己告诉他最坏的事情。那一类病人表面上似乎展现出特别的勇敢，然而我注意到在治疗中鲜有完全配合的，他们可能因预后不良而完全放弃了。至于转到我自己身上，那是另一个极端，我回避去面对不好的事情，以至于造成了治疗的延误。
那个傍晚在家里，我还有一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和大部分的病人不一样，我知道许多医生们避免提及的治疗危险，预料不到的治疗副作用的某些危险总是存在的。在我行医时，我保护大部分的病人免于对遥远的，近乎不可能的并发症的忧虑。但是我自己是个医生，知道得太多了，没有一个人能保护我。我需要做什么？假如我开始了x 光治疗，那就没有返回的余地了。现在我必须决定要不要听取一次第二种意见。杜伏医生早就问过我了，是否需要第二次鉴定，在这个问题上我真佩服他，我自己是多年之后才达到它的那种境界。
医生是有竟争的，从医学院就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三个申请者角逐一个医学院的开放名额，除非你是领先群雄，你就进不去。在医学院里你不断地被测试，老是警觉着在班级中的排名，因为这会决定你做什么科的住院医生，而你住院医生做得好坏又决定了你的前途和机会。过度的竟争带来了另一种风气，同意第一个医生的意见不会增加你的分量，所以有些医生仅仅只是为增加自己的声望而给出相反意见。
我曾治疗过的一个高血压病人告诉我，他去加州度假时看了一位当地的医生，那医生改变了他的用药，还对他说，“俄勒冈的医生没有像加州的医生一样知识更新，所以我要改变一下你的处方。”我给他开的药是氢化尿利，那医生改成埃斯特立克，其实什么也没有改，这二种药本就是同一种药，只是商品名称不同而已。
作为一个医生主动地得到一个第二种意见或方案必定会感到更放心，我自己在做医生时就对获得第二种意见而感到高兴，因为事实上这能减少些我的责任。在我自己这个病例上，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蠢，居然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去看杜伏医生。尽管我能为自己找出许多借口，但唯一的理由就是如同我的病人一样，接受了一个诊断就可避免去面对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从第一次给凯蒂.格兰特看病时就很喜欢她，因为她痛快告诉我她所看过的所有医生。“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她说，“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能帮助我治好我的关节炎，我已经看过了六个医生，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我问了她的病史，作了体检后很是吃惊，她本不是关节炎，她得的是多发硬化，那是毫无疑问的。
怎么将一个坏消息告诉一个完全不知情的病人呢？我只能尽量温和的叙述，而她倒是很平静。“你对这诊断还有什么疑虑吗？”我问。“完全没有，我看的第一个医生就是如此说的。”“那后面的五位医生怎么说呢？”“他们都按关节炎或类似的病治疗。”“为什么你要离开第一个医生呢？”“我不喜欢他的诊断。”
在我自己这个病例，最初的二位医生对我讲的就是我爱听的“不是癌”。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呢？我知道美国的许多肿瘤中心：斯朗凯特林，梅耶医院，全国健康研究所，斯坦福，休斯敦以及住家附近的西雅图，所有这些机构中的医生我都认识并有联系。在这些地方的任何一处，我都会被张开双臂的欢迎。但是我却做了一个和任何一个病人一样的决定，我喜欢看自己的医生，喜欢在自己最舒适的地方治疗，我要在危急的时候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我选择了在波特兰治疗，假如我将死，也要死在家里。
经过了一个长长的白天之后，我终于沉着平静地去上床睡觉了。我已经作了决定，决定要像个正常的成年人那样去做。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曾是个指挥者，这是第一次，我的命运落在他人手中。我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了解这个麻烦，知道事情很可能向坏的方向转变，但是，我告诉自己，和我一样的专业人员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假如他们不知道，或者我不信任他们，那又怎么来解释我的一生呢。
在床上，我偎依到娣的身边，将她抱得紧紧的，我不能预期今后还有多少时间我能如此的抱着她，即使我从这疾病中存活，x 光也会给我留下遗患。
我想起几年前的一天，那时父亲九十岁，母亲八十六岁，妈妈有些发烧，老爸便问我，“你妈是怎么回事？”“她有些发烧，爸，她可能得了流感。”“会传染吗？”“可能会。”“那今夜我应该不和她睡在一起？”“是的。”我回答。“爱德，”他很认真地说，“你最好和你妈妈解释一下，她从来都不同意我睡在另一张床上。”
想到这个故事，我感觉很好，我的父母能每夜都幸福的睡在一起，这是多么幸运啊，看来我就不会有如此好运了，明天我的生活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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