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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后又聊到最近报纸上看见的案子,纽约警察逮捕维克多·拉斯蒂格,诈骗界的圣杯,世界上最伟大的骗子,曾经卖掉过埃菲尔铁塔,发明了美钞复印机。这一次被联邦探员盯上,也还是因为假钞。他在匹兹堡被捕,当时身上穿着刺绣精美的天鹅绒烟装,看起来像一个老派的欧洲绅士。以至于 FBI 一度以为抓错了人。就连维克多自己都觉得奇怪,说:“照道理你们不应该抓到我的呀。”
    说的人惟妙惟肖,众人听得都笑起来。钟欣愉却想起从前,杰米,蓝皮,还有父亲牵扯进去的那件旧案。那些疯狂的人生,攀到顶峰,又落到谷底,你以为他死了,他偏偏活过来。
    “你们玩儿牌吗”她忽然开口问。
    所有人都一怔,疑惑地看着她,但最后还是点了头。因为好奇。
    那天晚上,她和他们打了一次扑克。此地的规则与上海稍有一些不同,她很快就弄明白了,然后当场口算给他们看,每一种组合出现的概率是多少,应该选择加注还是弃牌。盲位轮了一圈,她赢得所向披靡。
    但她也只玩过这么一次。因为所有人都禁止她再参加他们的牌局,说她心算的速度相当于作弊。
    自从那天之后,再也没有人不拿她说的话当回事。自从那天之后,她又退回到那个女学生刻苦却乏味的躯壳里。
    此后的两年,都是如此。
    除去读书,她没有朋友,也很少参与留学生的聚会,不管是吃饭,麻将,还是假期出去旅行。
    也曾有两个人追求过她,一个是从北平来的,另一个是当地华侨的孩子,都被她拒绝了。华侨很快另外有了女朋友,北平留学生则在背地里说她活得像个尼姑。她自愧弗如,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尼姑的信仰。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她开始做论文,写的是外汇本位制度对纸币可能产生的影响。教授对她很宽容,也许太宽容了,每次去面见,总是说:“你写得很好,出乎我的意料。”
    她甚至猜想,不管写的是什么,只要把所有单词拼写正确,就可以得到同样的评价。
    临近毕业,市面仍不景气,到处都能看到失业的人。很多几十年资历的银行家办公室都接不到股票承销的业务,开始做商业票据的生意,赚不起眼的佣金。她寒暑假断断续续做过一些勤工俭学的工作,还是得靠着程先生在这里的关系。
    她写信回上海,委婉地询问归期,因为国内的局面似乎好了一点。1935 年末,法币发行,一改之前的银根奇缺,市面初露昭苏的迹象。
    但程佩青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叫她暂勿回国,末尾一句话:中国金融已死。
    她略知道一些国内的新闻。除去发行法币之外,财政部突袭金融界。几家大银行都入了官股,说是要针对眼下的危机,施以救济。但凡是局内人都看得清醒,知道这不过就是想把民营资本国有化。控制了金融,就控制了一切。
    不知是先见之明还是凑巧,仅仅几个月之后,就传来了战争爆发的消息。
    那是 1937 年的夏天。
    她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还有中国学生之间的传言。
    日本人的旗舰出云丸停在黄浦江上炮轰华界,陈纳德率空军反击,许多市民聚到江边观战,都以为炮弹绝对不会落到租界里。但仅只一瞬间,遍地都是残缺的肢体,被气浪抛得到处都是,烧到面目全非。
    记者把这一天称作“血色星期六”,说“城市平民遭受到了史上最严重的空袭轰炸”。当时可能没有人料到,这个纪录将会被一次接一次地刷新。以至于后来再想起这句话,只觉得讽刺。
    宝山几乎被夷为平地,倾泻而下的燃烧弹将闸北变成一片火海。大火连续烧了几个礼拜,整个城市上空都飘着轻柔的灰烬。
    日本海军陆战队蜂拥上岸,在虹口公园里驻起营地。坦克碾过马路,从“小东京”一直开到北火车站。那里巷战频发,原本繁华的街道现在成了屠场。
    尽管身在几千公里之外,在美的留学生和华侨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
    旧金山办了抗日救国筹饷会。纽约华人洗衣馆联合会甚至捐赠了一架飞机,叫一群年轻女学生身穿旗袍,站在前面拍照。还有各地举办的援华游行,举着英文标语,一路走到日本领事馆前面示威。
    程佩青又来了电报,特为提醒她不要掺合这些事情。
    钟欣愉猜到他的意思。此类活动大都由美共中国局组织,参加的人里面既有留学生,也有华裔工人。打出来的标语除去支援抗日,比如“We shall fight until we win!”或者求捐物资善款,比如“Campaign for medical aid  relief to China!”也有些别的,就好像“Clothing workers,your place is in your union!”“Stay with us,you can get better condition!”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她似有预感,程先生对她已经有了安排。
    果然,又过了几个月,程佩青随代表团来到美国,说是为了协助战争借款的事情。驻美公使馆的商务参赞不大懂金融,把国内的银行家数了一遍,想来想去也只有程先生,国际汇兑和债券承销都做过,跟美国几家大银行都有不错的关系,被国民政府聘了做特别顾问,负责在华盛顿设立一个经济顾问室,并且雇佣几名研究员。
    事情来得仓促,地方是临时找的,先在一家旅馆里长租了一个大套房,卧房改成写字间与会议室,客厅里摆了两排写字台。几个月之后,大使馆空出地方,才让他们搬了进去,有了个比较像样的公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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