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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太太招待着钟欣愉，总要给她找些事情做，先是请她给大一点的那个孩子补功课。
那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已经在读高中，体面知理，勤奋聪明。其实根本不用她补什么，只是帮着背诵温习。那男孩子也觉得尴尬，索性邀她一起去花园里打网球。
两人从楼上下来，正巧遇见有客到，都是体面人家的太太。
其中一位看见钟欣愉，回头问程太太：“刚才那个是昱恒的……”语气里带着笑，耐人寻味。
程太太也笑，压低声音道：“你不要乱讲，昱恒比她小三四岁呢。”
后面大约是在议论她的身世，隐约听见“哦”的一声拖了长音，以及脸上恍然大悟的表情。
会客厅朝向花园的落地窗是有个弧度的，她们交谈的声音正好传到楼梯这里来。
“佩青说要供她留学，我本来是不大愿意的，但后来一想，也好……”程太太说到这里停了一停，与另二位交换了一下眼色，才又道，“你们说对不对”
几位太太会意，都在点头。
倒是昱恒咳嗽了一声，打断那边的闲话，大人似地对钟欣愉致歉：“她们就是这个样子的，钟小姐不要往心里去。”
钟欣愉笑笑，点了点头。
其实，她自己也觉受之有愧。程先生与父亲因为那个案子相识，算起来不过数面之缘，一个多月的交情，何至于为她做这么多呢也难怪程太太要疑心。
但程先生又真是正人君子的做派，与她见面，大都有旁人在场，极其偶尔只有他们两个人，说的也都是学业和工作上的事情，待她既像老师，又像长辈。
大约也是察觉到了她的无所适从，他派了一些琐碎的事情给她做，关照她不要跟着那些学生在外面乱跑，说眼下这个局面，出现金融恐慌几乎已经是一定的了，银行业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一样都是打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钟欣愉听着，一概照办，帮着接听电话，安排会议时间，整理各处送来的报告，计算汇总。
那时的她对每个人的要求都满足，做着众人眼里一个模范女学生应该做的事。
停战之后，学校复课，她便回去上学。女子银行复业，她便又回去工作。
程太太则一直张罗着让她相亲。对象都是很好的青年，家庭体面，受过教育，有不错的职业。但考虑到她的情况，他们也总有一两样缺陷，或者样貌差一点，或者性格木讷腼腆。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世人称之为“相配”。
每次约在咖啡馆见面，钟欣愉总是忍不住这样想。又觉得也许是自己不对，太现实了，置身事外般地品评，在脑中加加减减，就像是做学校里的作业。但除了这些，实在没有其他可以想的。
她知道，很多人就是在类似的境况中结婚的，也完全可以度过美满的一生。
但她宁愿选择有琪说的那一种生活，一个人，自己养自己，舒舒服服。
大概因为她们做的这一行沉闷且欠缺高尚，惨不够惨，进步又不够进步，当时的小说和电影里少有这样职业女性的形象。
未来的生活却不难想见，就像会计处的白太太，虽然只有男行员第一年的薪水，但也足够她一个人生活，分租弄堂里一个房间，摆一张床，一副桌椅，休息天去公共图书馆借书看，难得去一次电影院。
第52章 博尔赫斯
也许就是因为不得不辜负程太太的一片好心，钟欣愉也谢绝了程佩青的资助。
女子银行的报酬仅够日常开销，总算她那段时间一门心思读书，期末考到奖学金，一年一百个大洋的学费才不至于没有着落。程佩青便也没再坚持，但对她的感想却是更好了。虽然她避嫌，几乎不再到程府去。他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看她，或到银行，或到沪大，问问她的功课，谈谈银行业里的事。
就这样升到三年级，跨入 1933，大萧条开始以来中国人最困苦的日子开始了。
日本占了山海关，又占了热河。但国民政府说攘外必先安内，仅寄希望于国联向日本施压，使其自动退兵。日本对此的回应也十分干脆，那就是索性退出了国联。
与 1931 年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抗日”似乎已经成了等同于共产党的标签之一。学生中间的激进分子少了许多，尤其是在沪大商科。
沈有琪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戏谑地跟钟欣愉说：“此地本来就是一帮最实际的人，出来上学之前，家里爹爹姆妈都关照好了的，用功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毕业之后或者留洋，或着进大洋行，一级一级地升上去，领优厚的薪水，养一份人家。因为只有这样，以后才能住进租界里新造的石库门房子。家里蜡地钢窗，花园里铺草皮，种英国玫瑰。再生几个小孩。女儿从小学芭蕾和钢琴，儿子全都像西侨家里小少爷那样，穿海军领子反穿衣，背带西装短裤，及膝袜子和小皮鞋。长大以后，统统送进教会学校，讲一口好英文，然后再送出去留洋，回来大洋行里做事。”
钟欣愉听得要笑，却也觉得形象生动。现实的确如此，就好像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循环。
但对实事的议论却还是会有。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课间聊天。
其中一个男学生抱怨外面的游行，说：“一个农业国家凭什么跟工业国开战马路上那些喊抗日的人，不过就是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的群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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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已经在读高中，体面知理，勤奋聪明。其实根本不用她补什么，只是帮着背诵温习。那男孩子也觉得尴尬，索性邀她一起去花园里打网球。
两人从楼上下来，正巧遇见有客到，都是体面人家的太太。
其中一位看见钟欣愉，回头问程太太：“刚才那个是昱恒的……”语气里带着笑，耐人寻味。
程太太也笑，压低声音道：“你不要乱讲，昱恒比她小三四岁呢。”
后面大约是在议论她的身世，隐约听见“哦”的一声拖了长音，以及脸上恍然大悟的表情。
会客厅朝向花园的落地窗是有个弧度的，她们交谈的声音正好传到楼梯这里来。
“佩青说要供她留学，我本来是不大愿意的，但后来一想，也好……”程太太说到这里停了一停，与另二位交换了一下眼色，才又道，“你们说对不对”
几位太太会意，都在点头。
倒是昱恒咳嗽了一声，打断那边的闲话，大人似地对钟欣愉致歉：“她们就是这个样子的，钟小姐不要往心里去。”
钟欣愉笑笑，点了点头。
其实，她自己也觉受之有愧。程先生与父亲因为那个案子相识，算起来不过数面之缘，一个多月的交情，何至于为她做这么多呢也难怪程太太要疑心。
但程先生又真是正人君子的做派，与她见面，大都有旁人在场，极其偶尔只有他们两个人，说的也都是学业和工作上的事情，待她既像老师，又像长辈。
大约也是察觉到了她的无所适从，他派了一些琐碎的事情给她做，关照她不要跟着那些学生在外面乱跑，说眼下这个局面，出现金融恐慌几乎已经是一定的了，银行业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一样都是打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钟欣愉听着，一概照办，帮着接听电话，安排会议时间，整理各处送来的报告，计算汇总。
那时的她对每个人的要求都满足，做着众人眼里一个模范女学生应该做的事。
停战之后，学校复课，她便回去上学。女子银行复业，她便又回去工作。
程太太则一直张罗着让她相亲。对象都是很好的青年，家庭体面，受过教育，有不错的职业。但考虑到她的情况，他们也总有一两样缺陷，或者样貌差一点，或者性格木讷腼腆。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世人称之为“相配”。
每次约在咖啡馆见面，钟欣愉总是忍不住这样想。又觉得也许是自己不对，太现实了，置身事外般地品评，在脑中加加减减，就像是做学校里的作业。但除了这些，实在没有其他可以想的。
她知道，很多人就是在类似的境况中结婚的，也完全可以度过美满的一生。
但她宁愿选择有琪说的那一种生活，一个人，自己养自己，舒舒服服。
大概因为她们做的这一行沉闷且欠缺高尚，惨不够惨，进步又不够进步，当时的小说和电影里少有这样职业女性的形象。
未来的生活却不难想见，就像会计处的白太太，虽然只有男行员第一年的薪水，但也足够她一个人生活，分租弄堂里一个房间，摆一张床，一副桌椅，休息天去公共图书馆借书看，难得去一次电影院。
第52章 博尔赫斯
也许就是因为不得不辜负程太太的一片好心，钟欣愉也谢绝了程佩青的资助。
女子银行的报酬仅够日常开销，总算她那段时间一门心思读书，期末考到奖学金，一年一百个大洋的学费才不至于没有着落。程佩青便也没再坚持，但对她的感想却是更好了。虽然她避嫌，几乎不再到程府去。他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看她，或到银行，或到沪大，问问她的功课，谈谈银行业里的事。
就这样升到三年级，跨入 1933，大萧条开始以来中国人最困苦的日子开始了。
日本占了山海关，又占了热河。但国民政府说攘外必先安内，仅寄希望于国联向日本施压，使其自动退兵。日本对此的回应也十分干脆，那就是索性退出了国联。
与 1931 年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抗日”似乎已经成了等同于共产党的标签之一。学生中间的激进分子少了许多，尤其是在沪大商科。
沈有琪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戏谑地跟钟欣愉说：“此地本来就是一帮最实际的人，出来上学之前，家里爹爹姆妈都关照好了的，用功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毕业之后或者留洋，或着进大洋行，一级一级地升上去，领优厚的薪水，养一份人家。因为只有这样，以后才能住进租界里新造的石库门房子。家里蜡地钢窗，花园里铺草皮，种英国玫瑰。再生几个小孩。女儿从小学芭蕾和钢琴，儿子全都像西侨家里小少爷那样，穿海军领子反穿衣，背带西装短裤，及膝袜子和小皮鞋。长大以后，统统送进教会学校，讲一口好英文，然后再送出去留洋，回来大洋行里做事。”
钟欣愉听得要笑，却也觉得形象生动。现实的确如此，就好像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循环。
但对实事的议论却还是会有。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课间聊天。
其中一个男学生抱怨外面的游行，说：“一个农业国家凭什么跟工业国开战马路上那些喊抗日的人，不过就是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的群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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