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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朕也相信陈首相一定能带领内阁诸大臣能完成好此项任务。”孙露深深地点了点头道：“诸位爱卿，未来的五年无论对朕，还是对在座的每一位来说面前都摆放这一个凶险的沙场。朕希望诸位能一起携手打下一场漂亮的战役！”
“遵命陛下，臣等定当不负陛下厚望！”在场的众大臣齐身起立行礼道。
面对众臣齐声应和，女皇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宽慰的笑容。这些日子以来无论是内阁还是她本人都经历了不少事件。虽然心知这样的朝堂争斗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但孙露打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大臣们能将各自的精力摆放在国事之上。好在，新一届的内阁已然尘埃落定。为了未来五年的财政预算和新法规的通过国会审议，内阁的大臣们俨然又站到了统一战线上。于是孙露紧接着便又向陈邦彦询问了另一个与国会密切相关的问题道：“陈首相，就这四项来说，朝廷未来五年又将负担沉重的财政支出。相信内阁应该也据此估算好了未来五年内各省赋税的上供份额吧。”
“是的，陛下。臣等已根据新定的财政预算，制定了各省相应的上供份额。但具体内容得要等到国会召开后便可提交国会审议后才能够确定。”陈邦彦谨慎地报告道。
原来中原大地自有国家出现后，直到唐代前期，财政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地方经费从指定的收入项目中按规定额数列支。唐代元和年间，为改变藩镇任意截留财政收入的状况，地方征收的赋税分为：上供（即地方解缴中央部分）、送使（即地方解缴诸道节度使，以充中央在各道的支出）、留州（即留给本州自用部分）三部分。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为地方割据时期，各自为政，财权分散。此时，幽州（北京）处于军阀的轮番统治之中，财政独立。北宋年间，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中央财政，废除了“上供、送使、留州”之法。后至南宋，又时而恢复，时而废除，并不一致。元代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元朝，中央有大都宣课提举司、大都酒课提举司、京畿都漕运使等，地方有大都路都总管府所设主管田赋、摇役、工商税课的管理机构。明代财政，初为高度集中的体制，后随着经济发展，在财政上逐渐恢复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的三级体制。明朝，全国赋税由户部管理，顺天府设有都课司、宣课司、税课司、税课分司等赋税管理机构。
在这方面，疆域广阔的中华帝国依旧还是选择了采用唐朝的分税体制，将国家财政分为上供、送省、留府三个级别。当然，诫于唐末藩镇割据时期，各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财权分散的前车之鉴。中华帝国的税法由国会审定，再由内阁则依据国会审定的结果而制定相应的政令，府县则根据朝廷下发的政令制订地方条例。此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总会有不平衡与差异。因而中华帝国并没有将上供、送省、留府三部分作为国家财力的决定性分配，而是将其作为国家税收在各级政府间的初始分配。由此还设立了岁赐、专款、库支等项目作为朝廷均横各级官府的最终财力使用权与行政的手段。
理论上虽是如此，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上供、送省、留府三项之间的比例，关系到了各个府县衙门的日常政务与财政收入，更与当地缙绅财阀的纳税额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牵涉广泛，国会对朝廷财政预算的重视程度远高于首相的人选问题。因而内阁要像组新内阁那样，在通过朝廷财政预算的问题上，与国会做到相至如宾、风平浪静可就颇为困难了。
对于这一点，孙露并不为内阁担忧什么。历来政府都是博弈中的天然强势体，并根据其意志和需要支配博弈过程的走向。因此就算拥有国会这个平台处于弱势的民众也很难就此占据优势。更何况国会本身还会受大财阀大缙绅之类势力的左右。一想到这儿，孙露便不无担忧地开口嘱咐道：“朕希望诸位卿家在关注国家整体规划的同时，也要注意对民生的倾听。赴京的国会议员来自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代表着地方上百姓的民意。特别是那些偏远的省份，不能因为那里的议员不善宣传，朝廷就忽视这些声音。否则国会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第116节 乔议员感叹新预算 王公子探听新内阁
现实正如孙露在大殿上担忧的那样，虽然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会议员均已齐聚帝都。但在大多数百姓眼中，那些来自帝国偏远省份的国会议员远没有沿海富裕省份的国会议员来得抢眼。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富裕省份的国会议员往往能轻而易举的在舆论宣传中占据主导优势。当报纸在醒目处大肆鼓吹那些出自富裕省份的议题，有谁还会去在乎来自偏远省份的声音呢。然而在财力声势上的劣势，并没有就此打垮那些来自弱势省份国会议员。或许当他们背起包袱远赴南京之时，就早已做好面对如此困境的准备。毕竟自己的身上背负着家乡父老的嘱托，无论如何都不能白来一次京城。
此时此刻，在南京城内的山西会馆之中，乔承云便抱着这样的想法正与其他二十多名山西议员商讨如何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上递交自己的议案。虽然相比其他北方省份山西省还算是个有些实力的省份，可一到京城与那些富得流油的东南沿海省府比起来，立刻就矮了半截。数日以来别说是有关山西的议案了，就连整个山西议员团都显得默默无闻。眼看着东南诸省的议员团在城内城外活跃异常。对于头一次参加国会的山西议员们来说，他们所要承受的相应的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而此刻的一个消息却让在场的山西议员彻底陷入了黯然的情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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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命陛下，臣等定当不负陛下厚望！”在场的众大臣齐身起立行礼道。
面对众臣齐声应和，女皇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宽慰的笑容。这些日子以来无论是内阁还是她本人都经历了不少事件。虽然心知这样的朝堂争斗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但孙露打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大臣们能将各自的精力摆放在国事之上。好在，新一届的内阁已然尘埃落定。为了未来五年的财政预算和新法规的通过国会审议，内阁的大臣们俨然又站到了统一战线上。于是孙露紧接着便又向陈邦彦询问了另一个与国会密切相关的问题道：“陈首相，就这四项来说，朝廷未来五年又将负担沉重的财政支出。相信内阁应该也据此估算好了未来五年内各省赋税的上供份额吧。”
“是的，陛下。臣等已根据新定的财政预算，制定了各省相应的上供份额。但具体内容得要等到国会召开后便可提交国会审议后才能够确定。”陈邦彦谨慎地报告道。
原来中原大地自有国家出现后，直到唐代前期，财政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地方经费从指定的收入项目中按规定额数列支。唐代元和年间，为改变藩镇任意截留财政收入的状况，地方征收的赋税分为：上供（即地方解缴中央部分）、送使（即地方解缴诸道节度使，以充中央在各道的支出）、留州（即留给本州自用部分）三部分。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为地方割据时期，各自为政，财权分散。此时，幽州（北京）处于军阀的轮番统治之中，财政独立。北宋年间，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中央财政，废除了“上供、送使、留州”之法。后至南宋，又时而恢复，时而废除，并不一致。元代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元朝，中央有大都宣课提举司、大都酒课提举司、京畿都漕运使等，地方有大都路都总管府所设主管田赋、摇役、工商税课的管理机构。明代财政，初为高度集中的体制，后随着经济发展，在财政上逐渐恢复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的三级体制。明朝，全国赋税由户部管理，顺天府设有都课司、宣课司、税课司、税课分司等赋税管理机构。
在这方面，疆域广阔的中华帝国依旧还是选择了采用唐朝的分税体制，将国家财政分为上供、送省、留府三个级别。当然，诫于唐末藩镇割据时期，各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财权分散的前车之鉴。中华帝国的税法由国会审定，再由内阁则依据国会审定的结果而制定相应的政令，府县则根据朝廷下发的政令制订地方条例。此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总会有不平衡与差异。因而中华帝国并没有将上供、送省、留府三部分作为国家财力的决定性分配，而是将其作为国家税收在各级政府间的初始分配。由此还设立了岁赐、专款、库支等项目作为朝廷均横各级官府的最终财力使用权与行政的手段。
理论上虽是如此，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上供、送省、留府三项之间的比例，关系到了各个府县衙门的日常政务与财政收入，更与当地缙绅财阀的纳税额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牵涉广泛，国会对朝廷财政预算的重视程度远高于首相的人选问题。因而内阁要像组新内阁那样，在通过朝廷财政预算的问题上，与国会做到相至如宾、风平浪静可就颇为困难了。
对于这一点，孙露并不为内阁担忧什么。历来政府都是博弈中的天然强势体，并根据其意志和需要支配博弈过程的走向。因此就算拥有国会这个平台处于弱势的民众也很难就此占据优势。更何况国会本身还会受大财阀大缙绅之类势力的左右。一想到这儿，孙露便不无担忧地开口嘱咐道：“朕希望诸位卿家在关注国家整体规划的同时，也要注意对民生的倾听。赴京的国会议员来自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代表着地方上百姓的民意。特别是那些偏远的省份，不能因为那里的议员不善宣传，朝廷就忽视这些声音。否则国会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第116节 乔议员感叹新预算 王公子探听新内阁
现实正如孙露在大殿上担忧的那样，虽然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会议员均已齐聚帝都。但在大多数百姓眼中，那些来自帝国偏远省份的国会议员远没有沿海富裕省份的国会议员来得抢眼。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富裕省份的国会议员往往能轻而易举的在舆论宣传中占据主导优势。当报纸在醒目处大肆鼓吹那些出自富裕省份的议题，有谁还会去在乎来自偏远省份的声音呢。然而在财力声势上的劣势，并没有就此打垮那些来自弱势省份国会议员。或许当他们背起包袱远赴南京之时，就早已做好面对如此困境的准备。毕竟自己的身上背负着家乡父老的嘱托，无论如何都不能白来一次京城。
此时此刻，在南京城内的山西会馆之中，乔承云便抱着这样的想法正与其他二十多名山西议员商讨如何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上递交自己的议案。虽然相比其他北方省份山西省还算是个有些实力的省份，可一到京城与那些富得流油的东南沿海省府比起来，立刻就矮了半截。数日以来别说是有关山西的议案了，就连整个山西议员团都显得默默无闻。眼看着东南诸省的议员团在城内城外活跃异常。对于头一次参加国会的山西议员们来说，他们所要承受的相应的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而此刻的一个消息却让在场的山西议员彻底陷入了黯然的情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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