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八十四章：关东军的反击（四）
衡阳从6月28日以来，昼夜炮声隆隆钢铁呼啸，硝烟迷漫，土石飞扬，空中飞机不断攻击轰炸，地面部队相继冲杀。夜间则是火光烛天，处处仍在杀声四起。
激烈的47天作战，守军在烈日下，在暴雨中，昼夜在战壕内，过着半穴居生活。
此时城内的房屋大部因炮击、轰炸而倒塌或起火，城外山地的森林树木几乎全被枪弹或炮弹的破片切断。
不少池塘在遭到空袭和炮击后，死鱼则遍浮水面。
在这次作战中，守军因病及伤亡人数达数万之多，而日军亦因伤、亡与疾病，使近5万人丧失战斗能力，其中近1万人埋尸于衡阳之附近。
衡阳之战结束了，但是对于这场战斗国内却没有进行多少宣传，原因很简单，首先是这一仗国军虽然打的很艰苦，也很英勇，但是衡阳还是失守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败仗，败仗显然是不需要也不能进行宣传的。
诚然，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败仗，无论败的有多么壮烈，也不过是整个豫湘桂大溃败中千千万万败仗中的一场而已，更何况是以中国人最为不齿的投降结束的。
而且整个豫湘桂战役是抗战后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面对几乎是强弩之末的日军的一次大溃败，丢失了中国大半河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黑点，但是到衡阳保卫战这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宣传，于是官方宣传都是以豫湘桂大溃败而一笔带过，不完全的黑也不会把这场战斗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当然了更重要的是第十军军长最后向日军投降，用方先觉自己的话说，这一仗既没有成功也没有成仁，倍感惭愧！
而由于方先觉投敌引起的一系列的争议，也使得国民政府也没办法大力的宣传这一仗，以至于衡阳之战国军取得的一系列的战术突破也被方先觉的个人争议给压下来了。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眼下关于方先觉投敌种种甚嚣尘上，谩骂者有，感慨者有，惋惜者也有，不一而是。
但是在李国耀看来，方先觉这个人和汉时李陵倒有几分相似。天汉二年，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北伐匈奴。广利率汉军主力捕捉匈奴未果，李陵的一只偏师却撞上了匈奴的大单于。八万匈奴精骑围攻李陵部五千步卒，厮杀数十阵,匈奴折损逾万。最后汉军‘矢皆尽’才被击溃，只有四百人逃回汉地，李陵也被俘投降。
率五千荆楚步兵对战八万匈奴骑兵，转战千里，杀匈奴将近万人，最后军队伤亡殆尽，且实在没有战斗力了，最终投降匈奴。结果现在的很多历史编辑仍然将其称为“汉奸”。
作为一个将军，在战场上取得了超常的功绩，在逆境之时得不到国家援助，自己也尽力了，再打下去也无济于事，然后才投降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李陵未必真心投敌，他在写给苏武的信中说“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
但不等他有所作为，武帝听信谣言灭其三族。李陵心灰意冷，郁郁终老于北地。
其实方先觉与李陵的投降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被自己人逼出来的，方的第十军以日军七分之一的兵力，绝对劣势的装备，血战四十七日而援军不至。
在那样的情况下，换谁都会心生怨念，方在投降前就曾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是国家不要我们”。
李陵也曾做诗悲唱“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溃。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而且李陵与方先觉毕竟没有做出什么真正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李陵一生未带兵侵入汉地，方先觉投降不久后就逃回了重庆。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似乎只有活着的勇士或是死了的英雄才值得我们长久地颂唱，在东方民族的眼里，被俘是士兵最丢脸的事情。日本兵被俘即使归队，基本都是被同袍虐/杀。
难道只有死亡才能证明一个士兵的勇气？
即便这死亡毫无意义？
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还不算勇敢？
非得用自己的胸膛去浪费敌人的一颗子弹么？
这种混蛋逻辑象极了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那些道学家看来一个女人要是失贞那只有上吊投井才能弥补她的罪恶，即使这‘罪恶’是别人强加给她的。他们想要的，是女人被辱后做决绝状，一死百了。
然后他们给立牌坊，行礼如仪，高声唱颂。
由此我们可以想想甲午海战中方将领们的结局——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镇远号管带林泰曾自杀，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自杀，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自杀，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战死，镇远号副管带杨用霖自杀，超勇号管带黄建勋自杀，扬威号管带林履中自杀...帝
国海军的精英一代，甲午之后尽数星陨。
奋力一战，以死报国，应受万世的景仰。但他们是否想过，他们一死成空，身后事谁可了之？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甲午之后大清再也找不出几个上得了台面的将军，失去了北洋的守卫，当那群矮小的强盗再次从东方杀来时，等待中国子民的便只剩下刺刀了。
八年抗战，国共双方恐怕没有一个将军的战绩能象方先觉如此傲人。此等将才，若真的一死求名，那才真是国家民族之不幸。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李鸿章签定《马关条约》，世人视为卖**，但在那末世危局之中，谁又敢拍着胸脯说能做得比他好？自认做不到李鸿章那么不坏，所以在我看来李有功无过。
同理，当方先觉绝境之时，换做是其他人，也未必有人做的比他更好。
况且还有近万伤兵因而得生，那万众伤兵身后又有多少个家庭得以不必承受痛失亲人的悲伤，与之相较，一介虚名，孰轻？孰重？
当然了，方先觉投降是事实，所以从衡阳会战结束到现在，重庆方面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也可以理解。
衡阳之战日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却被中国军队足足牵制了47天，而此时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像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入夏以来，日军在太平洋、在南亚战场，因遭到美军、澳军、英印军、我国在缅甸远征军的打击，相继失利，而连连从中国的关内、关外战场，抽调部队至上述地区，以图挽回颓势。
此时的日军士气十分低落，其士兵和军官都已知道，日本已无战胜的希望，而且大祸不久即将临头。
而新编组的国民党部队，已训练数年，在前方的部队亦轮流调至后方整训，轻武器步枪、轻重机枪并不缺乏，炮兵，以迫击炮为主已形成火力骨干，空军力量已超过了日军。
但此时的国军，有相当数量的部队缺乏整体观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1944年的许昌之战、洛阳之战、长沙之战、衡阳之战以及后来的桂林之战，守城部队都执行了坚守的防御任务，然而外围的部队几乎都未完成预定的阻止敌人和增援的任务，他们有的保存实力、随意撤退、见死不救、置坚守部队于不顾，而被敌各个歼灭。
以致固守许昌的吕公良新编29师、坚守洛阳的武庭麟第15军、保卫衡阳的方先觉第10军，与后来防守桂林的贺维珍第31军，都由固守而形成孤立无援，最后只得靠自己所剩的力量组织突围或力竭而被歼。
所以衡阳之战出现这样局面，预料之中却又教训颇多。
比如第九战区一直未能打退敌在湘江两侧继续向衡阳增调的部队，这就使固守衡阳的部队逐步陷入困境。
再就是当日军已明显的向衡阳集结，且无力予以阻止而衡阳之防御体系又遭敌分割的情况下，如以衡阳守军作为机动部队，与外围各军实行机动作战，后果将会不同。
经广西调来之机械化部队，时间既已延迟，而衡阳敌情确已严重，改变原来的计划，另行布置战场，这在战役上也是常有的事。相反如不及时进行新的对策，自然就会陷入被动招致失败。
准备以军事胜利鼓舞国人及同盟国家，这并无不可，但军事本身尚有其特殊性，它是有形和无形力量决赛的结果。如条件不具备，力量不足，往往会适得其反。重大战役的结果，如与预期之目的相反，将直接影响以后之战局。
固守部队由于兵力部署、作战地域、作战准备、作战方法等，自然形成固定任务，然而协同、策应之机动部队，有些竟当成机动任务来执行，向衡阳西方之增援部队，并未按预定计划实施，致使守军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状态。
(本章完)
激烈的47天作战，守军在烈日下，在暴雨中，昼夜在战壕内，过着半穴居生活。
此时城内的房屋大部因炮击、轰炸而倒塌或起火，城外山地的森林树木几乎全被枪弹或炮弹的破片切断。
不少池塘在遭到空袭和炮击后，死鱼则遍浮水面。
在这次作战中，守军因病及伤亡人数达数万之多，而日军亦因伤、亡与疾病，使近5万人丧失战斗能力，其中近1万人埋尸于衡阳之附近。
衡阳之战结束了，但是对于这场战斗国内却没有进行多少宣传，原因很简单，首先是这一仗国军虽然打的很艰苦，也很英勇，但是衡阳还是失守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败仗，败仗显然是不需要也不能进行宣传的。
诚然，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败仗，无论败的有多么壮烈，也不过是整个豫湘桂大溃败中千千万万败仗中的一场而已，更何况是以中国人最为不齿的投降结束的。
而且整个豫湘桂战役是抗战后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面对几乎是强弩之末的日军的一次大溃败，丢失了中国大半河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黑点，但是到衡阳保卫战这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宣传，于是官方宣传都是以豫湘桂大溃败而一笔带过，不完全的黑也不会把这场战斗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当然了更重要的是第十军军长最后向日军投降，用方先觉自己的话说，这一仗既没有成功也没有成仁，倍感惭愧！
而由于方先觉投敌引起的一系列的争议，也使得国民政府也没办法大力的宣传这一仗，以至于衡阳之战国军取得的一系列的战术突破也被方先觉的个人争议给压下来了。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眼下关于方先觉投敌种种甚嚣尘上，谩骂者有，感慨者有，惋惜者也有，不一而是。
但是在李国耀看来，方先觉这个人和汉时李陵倒有几分相似。天汉二年，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北伐匈奴。广利率汉军主力捕捉匈奴未果，李陵的一只偏师却撞上了匈奴的大单于。八万匈奴精骑围攻李陵部五千步卒，厮杀数十阵,匈奴折损逾万。最后汉军‘矢皆尽’才被击溃，只有四百人逃回汉地，李陵也被俘投降。
率五千荆楚步兵对战八万匈奴骑兵，转战千里，杀匈奴将近万人，最后军队伤亡殆尽，且实在没有战斗力了，最终投降匈奴。结果现在的很多历史编辑仍然将其称为“汉奸”。
作为一个将军，在战场上取得了超常的功绩，在逆境之时得不到国家援助，自己也尽力了，再打下去也无济于事，然后才投降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李陵未必真心投敌，他在写给苏武的信中说“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
但不等他有所作为，武帝听信谣言灭其三族。李陵心灰意冷，郁郁终老于北地。
其实方先觉与李陵的投降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被自己人逼出来的，方的第十军以日军七分之一的兵力，绝对劣势的装备，血战四十七日而援军不至。
在那样的情况下，换谁都会心生怨念，方在投降前就曾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是国家不要我们”。
李陵也曾做诗悲唱“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溃。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而且李陵与方先觉毕竟没有做出什么真正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李陵一生未带兵侵入汉地，方先觉投降不久后就逃回了重庆。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似乎只有活着的勇士或是死了的英雄才值得我们长久地颂唱，在东方民族的眼里，被俘是士兵最丢脸的事情。日本兵被俘即使归队，基本都是被同袍虐/杀。
难道只有死亡才能证明一个士兵的勇气？
即便这死亡毫无意义？
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还不算勇敢？
非得用自己的胸膛去浪费敌人的一颗子弹么？
这种混蛋逻辑象极了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那些道学家看来一个女人要是失贞那只有上吊投井才能弥补她的罪恶，即使这‘罪恶’是别人强加给她的。他们想要的，是女人被辱后做决绝状，一死百了。
然后他们给立牌坊，行礼如仪，高声唱颂。
由此我们可以想想甲午海战中方将领们的结局——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镇远号管带林泰曾自杀，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自杀，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自杀，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战死，镇远号副管带杨用霖自杀，超勇号管带黄建勋自杀，扬威号管带林履中自杀...帝
国海军的精英一代，甲午之后尽数星陨。
奋力一战，以死报国，应受万世的景仰。但他们是否想过，他们一死成空，身后事谁可了之？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甲午之后大清再也找不出几个上得了台面的将军，失去了北洋的守卫，当那群矮小的强盗再次从东方杀来时，等待中国子民的便只剩下刺刀了。
八年抗战，国共双方恐怕没有一个将军的战绩能象方先觉如此傲人。此等将才，若真的一死求名，那才真是国家民族之不幸。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李鸿章签定《马关条约》，世人视为卖**，但在那末世危局之中，谁又敢拍着胸脯说能做得比他好？自认做不到李鸿章那么不坏，所以在我看来李有功无过。
同理，当方先觉绝境之时，换做是其他人，也未必有人做的比他更好。
况且还有近万伤兵因而得生，那万众伤兵身后又有多少个家庭得以不必承受痛失亲人的悲伤，与之相较，一介虚名，孰轻？孰重？
当然了，方先觉投降是事实，所以从衡阳会战结束到现在，重庆方面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也可以理解。
衡阳之战日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却被中国军队足足牵制了47天，而此时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像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入夏以来，日军在太平洋、在南亚战场，因遭到美军、澳军、英印军、我国在缅甸远征军的打击，相继失利，而连连从中国的关内、关外战场，抽调部队至上述地区，以图挽回颓势。
此时的日军士气十分低落，其士兵和军官都已知道，日本已无战胜的希望，而且大祸不久即将临头。
而新编组的国民党部队，已训练数年，在前方的部队亦轮流调至后方整训，轻武器步枪、轻重机枪并不缺乏，炮兵，以迫击炮为主已形成火力骨干，空军力量已超过了日军。
但此时的国军，有相当数量的部队缺乏整体观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1944年的许昌之战、洛阳之战、长沙之战、衡阳之战以及后来的桂林之战，守城部队都执行了坚守的防御任务，然而外围的部队几乎都未完成预定的阻止敌人和增援的任务，他们有的保存实力、随意撤退、见死不救、置坚守部队于不顾，而被敌各个歼灭。
以致固守许昌的吕公良新编29师、坚守洛阳的武庭麟第15军、保卫衡阳的方先觉第10军，与后来防守桂林的贺维珍第31军，都由固守而形成孤立无援，最后只得靠自己所剩的力量组织突围或力竭而被歼。
所以衡阳之战出现这样局面，预料之中却又教训颇多。
比如第九战区一直未能打退敌在湘江两侧继续向衡阳增调的部队，这就使固守衡阳的部队逐步陷入困境。
再就是当日军已明显的向衡阳集结，且无力予以阻止而衡阳之防御体系又遭敌分割的情况下，如以衡阳守军作为机动部队，与外围各军实行机动作战，后果将会不同。
经广西调来之机械化部队，时间既已延迟，而衡阳敌情确已严重，改变原来的计划，另行布置战场，这在战役上也是常有的事。相反如不及时进行新的对策，自然就会陷入被动招致失败。
准备以军事胜利鼓舞国人及同盟国家，这并无不可，但军事本身尚有其特殊性，它是有形和无形力量决赛的结果。如条件不具备，力量不足，往往会适得其反。重大战役的结果，如与预期之目的相反，将直接影响以后之战局。
固守部队由于兵力部署、作战地域、作战准备、作战方法等，自然形成固定任务，然而协同、策应之机动部队，有些竟当成机动任务来执行，向衡阳西方之增援部队，并未按预定计划实施，致使守军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状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