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七十八章：内阁总辞职
西尾寿造的求援电报发到东京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于中国战场上的形势，日本国内的民众以及大本营的高层一直以来都是相当乐观的，因为自1894年以来，日本在与中国的屡次战争中从来都没有输过。
即便是当时中国拥有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和北洋新军，大日本皇军还是在海陆联合打击下赢了的战争的胜利，要不是当时俄国和英法联合像大日本帝国施压还辽的话，满洲地区恐怕几十年前就被帝国占领了，那还有后面的那些事情。
所以两年半以前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大本营才敢以区区二十多万的部队悍然对着拥有两百万部队的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而战争前期的走向和大本营预料的差不多，大日本皇军以绝对的优势攻占了中国沿海地区大部分的城镇，甚至于还拿下了南京、武汉等大量的重点城市。
但是由于太过于疯狂，所以这场战争逐渐偏离了大本营的控制，甚至于逐渐失控。
原本大本营的意思是这场战争最多打一年，就像1904年的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一样，捞一把就撤。
这样一来不但打击了中国政府，削弱了中国的力量，其次还能扬威国际社会，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
然而令大本营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政府竟然表现的如此硬气，战争打了两年多都没有缓和的迹象，反倒是日本政府这边快要撑不下去了。
事实上日本国内的情况远比想象中糟糕，先不说经济方面的情况，单单国际形势就让日本方面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原本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向世界宣布了东亚新秩序，然而这种根据伪满独立建立的东亚新情况，当然始终不会被英美等国所承认，它们是以维持现状为世界政策的根本的。
随即，英美等国利用国际联盟这个国际外交机构，对日本施加压力，并且一再通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声明或抗议，极力牵制日本。例如著名的史汀生的对日恫吓声明，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中国传统的所谓“远交近攻”、“以夷制夷”政策，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态度。
随着满洲既成事实日趋稳定，英美等国压迫和牵制日本的情况一时有所缓和。但中国事变—爆发，这种情况又加剧了。
昭和12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谈到中国事变和地中海潜艇问题并追溯到满洲事变和意埃战争，谴责日本和意大利是侵略国。同时说“我们虽然正在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卷入他国纠纷的危险，但是在这个国际信义和安全保障遭到破坏的无秩序的世界里，单纯采取漠不关心的超然态度是无法彻底保证安全的”。
他的演说引起了轰动，被称为罗斯福总统的隔离宣言，它表明了美国的世界政策和对中国事变以及对日本的基本态度，成了美国后来对日政策的基础。
之后，美国国务院发去声明，断然认定日本是九国条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的违反者。
英国虽然在事变开始的7月21日表明了不介入事变的方针，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的对日态度是逐步强硬起来了。
罗所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上述隔离政策宣言以后，作为美国对日政策的强硬表示，实行了道义禁运。早在事变发生后不久，美国就下令禁止用政府船只向日本输送武器，到了昭和13年7月l日，对日实行了所谓道义禁运。这是美英对日经济压迫的最初表现，此后美英逐渐加强其经济压迫，最终发展成为全面禁运。
日本曾于昭和13年11月3日借攻陷汉口之机，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个声明的要点是：“国民政府如能放弃以前的指导政策，改变人事安排，真正走向更生，前来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则决不加以拒绝。”
这项声明表明了日本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但是却因此强烈地刺激了英美各国。
对此，美国立即作出反应，并向日本提出建议。其内容无非是要求按照九国条约的精神，恪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和根据前面提到的平时原则，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
但是日本外务省对此却不以为然，对此作出答复时驳斥说：“当兹东亚天地正出现新情况的时候，想以适合事变前的事态的观念和原则来原封不动地商量现在和将来的事态，确信非但丝毫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也无助于东亚持久和平的确立”。
从此以后，美英等国的援蒋反日政策实际上便具体化起来了。先是美国向蒋政府提供了2500万美元，英国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援蒋贷款。
昭和14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共同对日提议，不承认东亚新秩序；同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蒋决议。
3个月后，因天津问题而举行的日英会谈，当时天津英国租界发生了抗日分子对中国官员的恐怖事件，导致当地日军封锁了英国租界。
日军认为天津英国租界本来就是抗日分子在华北破坏治安、扰乱经济的策源地，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从7月15日开始，有田外相同英国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同月22日，双方就原则问题达成了谅解。
根据双方的备忘录记载：“英国政府确认在中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战斗的现状，并且承认，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存在，驻华日军为了确保其安全和维持治安，应有特殊的要求；同时认为，日本有必要排除有害于日军而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行为。英国政府应排除可能妨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一切行为和措施，并指示在华英国官宪和英国国民使之确认上述政策。”
从表面上看英国是屈服了，但当时的情况是欧洲形势告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英国在东亚对日本不得不采取绥靖政策。
但这决不意味着英国改变了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只是英国充当中国看门狗的地位由美国取而代之了。
自昭和14年1月以来，基本上保持沉默的美国，7月26日，突然通知日本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对日本真是个晴天霹雳，从此以后，美国的援蒋反日政策便越发露骨起来了。
除了美英法等国外，日本与苏联的关系也让日本政府非常的担忧，中国事变发生以来，日本对苏态度一直贯彻保持北方绝对安宁的方针。
但是，使日本国民以及日本陆军中央部心惊胆战的日苏纠纷，却在中苏国境地区发生了两次。那就是昭和13年7月在国境东南部发生的张鼓峰事件和昭和14年夏季在国境西部发生的诺门坎事件。
对日本来说，这两起事件只不过是因为国境线不明确而造成的纯粹的国境纠纷，但它对正在处理中国事变的日本来说却是一个严重的成协。
张鼓峰事件当时，日本陆军正调动大部分兵力进行武汉作战，面对多达20几个师的远东苏军，日本在满兵力只不过6个师团。
而诺门坎事件当时，日本陆军正处于调整对华长期作战体制过程中，而对多达30个师的远东苏军，日本在满兵力只有8个师团。
原来，日本处理中国事变之所以尽力采取不扩大方针，也就是因为需要对付北方苏联的威胁，在用兵上受到极大限制的缘故。
以上两起国境事体不管苏联是否有意，都起到了很大的牵制日本的效果。联想到苏联和中国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让日本方面一致认为这是数量支持中国的姿态。
在此情况下，日本只能倒向美英等国的对立面，也正是在这一期间，日本和德国加强了双边合作。
而这个时候中国战场战局不容乐观的消息传到国内，这让大本营和政府方面压力很大。
围绕是否暂停撤兵并继续向中国战场增派部队，日本高层在五相会议上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这个五相会议是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组成，从昭和13年6月以来为了迅速妥善决定处理事变对策以期万无一失而随时召开的，在过去的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里妥善解决了很多难题，但是对中国战场的问题却始终迟迟不能作出决定。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件事情竟然泄露了风声，被媒体曝光了，直接导致日军大本营和政府成为了民众指责的对象。
由于日本政府主导撤兵，再加围绕新设贸易省问题工作做得很笨拙，而此时日本全国性的粮食不足日益严重，这使得日本政府不仅失去了议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很快也失去了陆军的支持。
在这样的内焦外困的情况下，刚刚组建不到五个月的阿部内阁不得不夭折，于昭和15年1月4日宣布总辞职。
(本章完)
对于中国战场上的形势，日本国内的民众以及大本营的高层一直以来都是相当乐观的，因为自1894年以来，日本在与中国的屡次战争中从来都没有输过。
即便是当时中国拥有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和北洋新军，大日本皇军还是在海陆联合打击下赢了的战争的胜利，要不是当时俄国和英法联合像大日本帝国施压还辽的话，满洲地区恐怕几十年前就被帝国占领了，那还有后面的那些事情。
所以两年半以前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大本营才敢以区区二十多万的部队悍然对着拥有两百万部队的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而战争前期的走向和大本营预料的差不多，大日本皇军以绝对的优势攻占了中国沿海地区大部分的城镇，甚至于还拿下了南京、武汉等大量的重点城市。
但是由于太过于疯狂，所以这场战争逐渐偏离了大本营的控制，甚至于逐渐失控。
原本大本营的意思是这场战争最多打一年，就像1904年的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一样，捞一把就撤。
这样一来不但打击了中国政府，削弱了中国的力量，其次还能扬威国际社会，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
然而令大本营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政府竟然表现的如此硬气，战争打了两年多都没有缓和的迹象，反倒是日本政府这边快要撑不下去了。
事实上日本国内的情况远比想象中糟糕，先不说经济方面的情况，单单国际形势就让日本方面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原本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向世界宣布了东亚新秩序，然而这种根据伪满独立建立的东亚新情况，当然始终不会被英美等国所承认，它们是以维持现状为世界政策的根本的。
随即，英美等国利用国际联盟这个国际外交机构，对日本施加压力，并且一再通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声明或抗议，极力牵制日本。例如著名的史汀生的对日恫吓声明，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中国传统的所谓“远交近攻”、“以夷制夷”政策，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态度。
随着满洲既成事实日趋稳定，英美等国压迫和牵制日本的情况一时有所缓和。但中国事变—爆发，这种情况又加剧了。
昭和12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谈到中国事变和地中海潜艇问题并追溯到满洲事变和意埃战争，谴责日本和意大利是侵略国。同时说“我们虽然正在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卷入他国纠纷的危险，但是在这个国际信义和安全保障遭到破坏的无秩序的世界里，单纯采取漠不关心的超然态度是无法彻底保证安全的”。
他的演说引起了轰动，被称为罗斯福总统的隔离宣言，它表明了美国的世界政策和对中国事变以及对日本的基本态度，成了美国后来对日政策的基础。
之后，美国国务院发去声明，断然认定日本是九国条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的违反者。
英国虽然在事变开始的7月21日表明了不介入事变的方针，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的对日态度是逐步强硬起来了。
罗所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上述隔离政策宣言以后，作为美国对日政策的强硬表示，实行了道义禁运。早在事变发生后不久，美国就下令禁止用政府船只向日本输送武器，到了昭和13年7月l日，对日实行了所谓道义禁运。这是美英对日经济压迫的最初表现，此后美英逐渐加强其经济压迫，最终发展成为全面禁运。
日本曾于昭和13年11月3日借攻陷汉口之机，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个声明的要点是：“国民政府如能放弃以前的指导政策，改变人事安排，真正走向更生，前来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则决不加以拒绝。”
这项声明表明了日本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但是却因此强烈地刺激了英美各国。
对此，美国立即作出反应，并向日本提出建议。其内容无非是要求按照九国条约的精神，恪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和根据前面提到的平时原则，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
但是日本外务省对此却不以为然，对此作出答复时驳斥说：“当兹东亚天地正出现新情况的时候，想以适合事变前的事态的观念和原则来原封不动地商量现在和将来的事态，确信非但丝毫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也无助于东亚持久和平的确立”。
从此以后，美英等国的援蒋反日政策实际上便具体化起来了。先是美国向蒋政府提供了2500万美元，英国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援蒋贷款。
昭和14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共同对日提议，不承认东亚新秩序；同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蒋决议。
3个月后，因天津问题而举行的日英会谈，当时天津英国租界发生了抗日分子对中国官员的恐怖事件，导致当地日军封锁了英国租界。
日军认为天津英国租界本来就是抗日分子在华北破坏治安、扰乱经济的策源地，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从7月15日开始，有田外相同英国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同月22日，双方就原则问题达成了谅解。
根据双方的备忘录记载：“英国政府确认在中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战斗的现状，并且承认，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存在，驻华日军为了确保其安全和维持治安，应有特殊的要求；同时认为，日本有必要排除有害于日军而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行为。英国政府应排除可能妨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一切行为和措施，并指示在华英国官宪和英国国民使之确认上述政策。”
从表面上看英国是屈服了，但当时的情况是欧洲形势告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英国在东亚对日本不得不采取绥靖政策。
但这决不意味着英国改变了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只是英国充当中国看门狗的地位由美国取而代之了。
自昭和14年1月以来，基本上保持沉默的美国，7月26日，突然通知日本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对日本真是个晴天霹雳，从此以后，美国的援蒋反日政策便越发露骨起来了。
除了美英法等国外，日本与苏联的关系也让日本政府非常的担忧，中国事变发生以来，日本对苏态度一直贯彻保持北方绝对安宁的方针。
但是，使日本国民以及日本陆军中央部心惊胆战的日苏纠纷，却在中苏国境地区发生了两次。那就是昭和13年7月在国境东南部发生的张鼓峰事件和昭和14年夏季在国境西部发生的诺门坎事件。
对日本来说，这两起事件只不过是因为国境线不明确而造成的纯粹的国境纠纷，但它对正在处理中国事变的日本来说却是一个严重的成协。
张鼓峰事件当时，日本陆军正调动大部分兵力进行武汉作战，面对多达20几个师的远东苏军，日本在满兵力只不过6个师团。
而诺门坎事件当时，日本陆军正处于调整对华长期作战体制过程中，而对多达30个师的远东苏军，日本在满兵力只有8个师团。
原来，日本处理中国事变之所以尽力采取不扩大方针，也就是因为需要对付北方苏联的威胁，在用兵上受到极大限制的缘故。
以上两起国境事体不管苏联是否有意，都起到了很大的牵制日本的效果。联想到苏联和中国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让日本方面一致认为这是数量支持中国的姿态。
在此情况下，日本只能倒向美英等国的对立面，也正是在这一期间，日本和德国加强了双边合作。
而这个时候中国战场战局不容乐观的消息传到国内，这让大本营和政府方面压力很大。
围绕是否暂停撤兵并继续向中国战场增派部队，日本高层在五相会议上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这个五相会议是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组成，从昭和13年6月以来为了迅速妥善决定处理事变对策以期万无一失而随时召开的，在过去的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里妥善解决了很多难题，但是对中国战场的问题却始终迟迟不能作出决定。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件事情竟然泄露了风声，被媒体曝光了，直接导致日军大本营和政府成为了民众指责的对象。
由于日本政府主导撤兵，再加围绕新设贸易省问题工作做得很笨拙，而此时日本全国性的粮食不足日益严重，这使得日本政府不仅失去了议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很快也失去了陆军的支持。
在这样的内焦外困的情况下，刚刚组建不到五个月的阿部内阁不得不夭折，于昭和15年1月4日宣布总辞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