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三十三章：中国不会亡
李国耀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然后说道：“诸位可知，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对战局的形势有那些看法？”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吧，不外乎是胜败之分！”有人道。
李国耀却摇了摇头说道：“不，中国方面有四种论调！”
“四种？”
“对，第一种是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第二种是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
“那第三种和第四种呢？”
李国耀笑了笑说道：“不要着急，这第三种论调就是最后胜利论，认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
“最后一种是和平救国论，这种论调认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李国耀的话令在场的众人都是一愣，他们都是军人，看问题也都是以军人的角度出发，因此他们在讨论战局的时候不外乎是两种结果，打得赢或者是打不赢！
但是却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论调，尤其是后面这两种论调，他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觉得多少有些新鲜。
这时李国耀继续说道：“而日本方面对这场战争也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问题”，就比如说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就是这样人为的，那句狂妄的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就是那个老东西喊出来的！”
“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以及第三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话音刚落，于总司令便大声说道：“小鬼子还真是猖狂，三个月灭亡中国，真以为中国是泥捏的不成？”
李国耀笑了笑说道：“长官无须生气，小鬼子猖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我们也用事实打了狗日的脸了，开战两年多了我们中国还是中国，但他们日本却未必是日本了！”
“说的也是，你继续说！”
李国耀点了点头，当即继续说道：“随著战局的发展，很快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
“因为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２４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
“此后，日本政府内部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此举表明，日本人已经转变了对华方案，由原来的“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希望中国方面在政治上做出让步，或者是直接改组国民政府，说白了就是想让蒋委员长下野。”
“大家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目的不能达成的情况下，日军寻找替代人选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了，而汪逆却是日本目前唯一能找到得可以替代蒋委员长的人选，没有之一！”
话音刚落，就听到王静轩沉声问道：“那为什么是汪兆铭，而不是其他人？”
“因为和平救国的论调就是汪逆提出的！”
接着李国耀继续说道：“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只能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
“这事儿委座不知道吗，为什么不制止？”王静轩皱着眉头说道。
这话李国耀没有回答，因为没法回答。
老蒋本人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
正因为如此，他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终酿成大祸。
但这种事情却不能说，因为王静轩和周复都是老蒋的人，自己要是这样说的话，不但要得罪他们两人，很快这话也会传到老蒋的耳朵里，不值得。
“这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汪逆和日本人勾结是早有迹象的，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汪逆一直是他们主要拉拢的对象！”
接着李国耀继续说道：“其实早在民国25年，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逆的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听完李国耀的分析，于学忠叹了口气说道：“汪兆铭自己没卵子，却要带着那么多人投敌卖国，真不知道中国接下来该如何应对，也不知道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长官不必气馁，也无需担心，汪逆等人可以祸乱一时时局，却影响不了大局，只要我等能同心协力，为国而战，为国而死，总能打败小鬼子的！总而言之，中国不会亡！”
“哈哈哈，肃严老弟说得对，是老哥着相了，那咱们就好好聊聊如何解决这沂南县城的鬼子兵！”于学忠笑着说道。
“我看行，哈哈哈！”
.........
(本章完)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吧，不外乎是胜败之分！”有人道。
李国耀却摇了摇头说道：“不，中国方面有四种论调！”
“四种？”
“对，第一种是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第二种是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
“那第三种和第四种呢？”
李国耀笑了笑说道：“不要着急，这第三种论调就是最后胜利论，认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
“最后一种是和平救国论，这种论调认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李国耀的话令在场的众人都是一愣，他们都是军人，看问题也都是以军人的角度出发，因此他们在讨论战局的时候不外乎是两种结果，打得赢或者是打不赢！
但是却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论调，尤其是后面这两种论调，他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觉得多少有些新鲜。
这时李国耀继续说道：“而日本方面对这场战争也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问题”，就比如说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就是这样人为的，那句狂妄的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就是那个老东西喊出来的！”
“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以及第三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话音刚落，于总司令便大声说道：“小鬼子还真是猖狂，三个月灭亡中国，真以为中国是泥捏的不成？”
李国耀笑了笑说道：“长官无须生气，小鬼子猖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我们也用事实打了狗日的脸了，开战两年多了我们中国还是中国，但他们日本却未必是日本了！”
“说的也是，你继续说！”
李国耀点了点头，当即继续说道：“随著战局的发展，很快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
“因为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２４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
“此后，日本政府内部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此举表明，日本人已经转变了对华方案，由原来的“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希望中国方面在政治上做出让步，或者是直接改组国民政府，说白了就是想让蒋委员长下野。”
“大家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目的不能达成的情况下，日军寻找替代人选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了，而汪逆却是日本目前唯一能找到得可以替代蒋委员长的人选，没有之一！”
话音刚落，就听到王静轩沉声问道：“那为什么是汪兆铭，而不是其他人？”
“因为和平救国的论调就是汪逆提出的！”
接着李国耀继续说道：“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只能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
“这事儿委座不知道吗，为什么不制止？”王静轩皱着眉头说道。
这话李国耀没有回答，因为没法回答。
老蒋本人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
正因为如此，他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终酿成大祸。
但这种事情却不能说，因为王静轩和周复都是老蒋的人，自己要是这样说的话，不但要得罪他们两人，很快这话也会传到老蒋的耳朵里，不值得。
“这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汪逆和日本人勾结是早有迹象的，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汪逆一直是他们主要拉拢的对象！”
接着李国耀继续说道：“其实早在民国25年，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逆的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听完李国耀的分析，于学忠叹了口气说道：“汪兆铭自己没卵子，却要带着那么多人投敌卖国，真不知道中国接下来该如何应对，也不知道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长官不必气馁，也无需担心，汪逆等人可以祸乱一时时局，却影响不了大局，只要我等能同心协力，为国而战，为国而死，总能打败小鬼子的！总而言之，中国不会亡！”
“哈哈哈，肃严老弟说得对，是老哥着相了，那咱们就好好聊聊如何解决这沂南县城的鬼子兵！”于学忠笑着说道。
“我看行，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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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