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部分
女人十日谈 作者:肉书屋
第 16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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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她对法庭所说的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详地望着大厅中的朋友，有时还冲我们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刚跳了许多华尔兹后正在那儿休息。这期间，她所爱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玛丽娜被从轻发落——在普通劳改营监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对苏维埃制度的诽谤。打听到她的劳改营地址，我便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从哪来的力量，因为过去她胆子很校玛丽诺契卡回信说：“佳尔卡。我穿着那样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行为要与我的装束相配才对。他们来抓我，这极大地伤害了我。那天我刚从裁缝那里把这件衣服拿回来，我真说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想到他们突然来找我。我意识到我再也参加不了什么晚会了。绝望中，我把那件梦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来到了监狱。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这都是因为这件衣服。我还是个胆小鬼，一个软弱的人，像过去一样。”
我把信拿给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劳改营去看玛丽娜。现在两个人关系很好，玛丽娜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吉祥服。
佳丽娜讲完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关系。事实表明，买衣服或帽子不仅能改变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
例如，爱玛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梦想是买顶漂亮的小绿帽儿来配我的红发。从那以后，每当心情不好时我就对自己说：‘看来我该买顶小绿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时间挑选，要没有绿色的，我就试其它颜色的，然后买一顶，这才满意地回家。我有许多这样的帽子，都不知该怎么处置它们。光绿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们谁想要吗？来挑吧，免费供应。”
但没人对绿帽子感兴趣，于是奥尔佳讲起了她的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契尔佳讲的是两位母亲的儿子在产院被调了包，以及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天我就差点儿讲出这个故事。之所以没讲，是怕吓着你们。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谁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调了包。因为我的故事说的就是调包的事。
两个女人住同一产院的同一病房。一个是列宁格勒当地人，是一位工程师；另一个是乡下人。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队买食品时开始宫缩的。她俩躺在同一产房，同时生的儿子，产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结下了友谊。同我们在座的一样，她们也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总能找到话题，也有时间相互了解。
后来她们出院了，相互道了声再见，以为再也见不着了。
五六年过去了，那位工程师有一天去市场买土豆，突然看见了在产院结识的朋友正卖菜呢，她们彼此相认，并为重逢而感到高兴。
“你的儿子好吗？”农妇问。“上帝又赐予你一个孩子吗？”
工程师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来那个孩子，后来没再生。“这孩子很不错，我和丈夫都挺高兴，我们没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长着一头红发，而我们家的人都是黑发。或许这孩子有点象乃乃。”
“我们科尔亚也是，他长了一头黑发，象甲虫一样黑。我丈夫起初跟我开玩笑说：‘这小黑孩儿像谁呢？他却不象是俄国人。’”工程师是犹太人。她从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给农妇看，农妇抓过照片，凝神细看，低声问：“你说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没想到农妇大叫起来，声音之大整个市场都能听见：“我儿子，我亲爱的小儿子。他们怎么给你起了个这么讨厌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亲爱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来了值勤民兵。但她丝毫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师，悲愤地哭诉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师不知她为什么突然大吵大闹，吓得脸色灰白，昏了过去。幸好市场上有急救站，派来个护士。护士救醒了她，俩人都被带到了民兵纠察队接受审讯。最后他们记下了她俩的住址，并让她们找法庭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事。
去法庭之前，两个人都平静了，决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调了包。工程师叫了辆出租车把农妇带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让农妇保证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许跟孩子说。
到家了。农妇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来，但她遵守协议，什么也没说。然后两个人走出家来到街上，农妇对工程师说：“没错，索菲娅，肯定是调了包。
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他是红头发，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喏，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
但协议照旧：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工程师为农妇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礼物，乘车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诺依波利。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五个孩子坐在板凳上——四个是红发，一个是黑发。她不由得急忙走过去看这个黑眼睛，卷头发的小科尔亚——他简直是她儿时的翻版，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自己儿时的照片。
晚上打发孩子睡了觉，大人们坐在桌旁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两个女人吧嗒吧嗒掉眼泪，农妇的丈夫则坐在那儿想办法。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索菲娅·阿罗诺芙娜，我们把孩子调换一次，看他们是否认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当然，你大概给了我们的孩子许多巧克力，也会很宠爱他……而科尔亚却习惯于旷野生活，他光着脚到处跑，整天在河边玩，一天喝一公升牛奶。要是没了新鲜空气，只有巧克力，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呢？可孩子又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既定的命运上去。”
母亲们考虑了一下，决定尽量和平解决问题。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又呆了三天，试图与科尔亚交朋友。她在村里的商店中给他买了鱼钩、鱼竿。也就是说，她尽量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这小家伙儿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对她依依不舍。然后在商定的那天，她向他提出到列宁格勒的“姨”家住一段时间。这是两位母亲商量好的——跟孩子们说她俩是姐妹，这样他们在另一家就不会感到陌生。
就这样，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和科尔亚来到了列宁格勒。
瓦西里·瓦西耶维奇也跟随而来，他要看看他的儿子埃迪克，并带他到洛德诺依波利呆一段儿，也是想看孩子是否能适应新家。
科尔亚很喜欢列宁格勒的“姨”家，而且第一天就与埃迪克成了好朋友。科尔亚在家是最小的，而爱迪克是根独苗儿，所以很高兴有个朋友。同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尽力哄埃迪克，给他讲钓鱼、打猎。这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的。
第二天这孩子就主动提出：“瓦斯亚叔叔，我们何时去林子里捉松鼠，还有钓鱼？”几天之后，他们收拾行装出发了。科尔亚留在了真父母身边。自然，索菲娅和丈夫尽量宠爱他，带他去马戏团、动物园和儿童剧常他们给他买书，最有趣的书，还给他买了童车。这孩子欢天喜地，跟他俩形影不离。他要索菲娅晚上给他大声朗读，因为他说他家从没有这么美妙的事情。但一星期之后他开始闹着要走。“我该回爸爸妈妈那儿了。他们快收土豆了，我得去帮忙。”
他父母害怕了。但他们不得不准备送他走，因为有协议在先，不要让孩子不高兴，暂不跟孩子说什么，只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索菲娅和丈夫决定利用假日同科尔亚一起去洛德诺依波利，以便于接近他，使他不至于忘掉他们。
他们到那后见到了埃迪克，他看上去十分健壮，晒得黝黑，还打着赤脚。他学会了在河里游泳、钓鱼。已经成了个小男子汉。当然，他见到父母很高兴，特别是见到他的新表弟科尔亚。因为他们不仅同年，而且几乎是同时生的。
你们猜事情的结果怎样？没经过法庭，问题全部解决了。
每个孩子都有两双父母：索菲娅妈妈和尼乌拉妈妈，利奥瓦爸爸和瓦西亚爸爸。同时，每个孩子都有五个兄弟姐妹。他们把两个孩子送到列宁格勒的外语学校读书，而暑期则到乡下度假。为了避免暑期太孤独，索菲娅的丈夫把所有的“侄子侄女”——即科尔亚和埃迪克的兄弟姐妹们——接来同祝这是个奇特的家庭组合，但却比一般的家庭更亲密，谁都羡慕他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孩子都幸福。我的意思是，换了别人，事情的结局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唉，要是人都像个人样该有多好。”吉娜听完故事后感叹道。
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
尼尔娅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描述了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第一天我就讲过，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妈妈穿着洁白的裙子，在半开的窗前弹奏钢琴，看上去年轻、温柔。好长时间我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这种情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从没把这梦告诉过妈妈，因为我长大后生活很惨：妈妈长期患病，我们买食品和衣服的钱都不够，别说音乐了。多少年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妈妈弹过钢琴。
后来有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很富有的远房亲戚家做客。他们过去不怎么理我们，但这次不知为什么要请我们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是为他们的女儿爱拉举办的。爱拉与我同岁。我们花了一星期时间做准备，但我没有鞋穿。已经是深秋了，我上学时还穿着橡胶凉鞋和毛线袜子。我上学时穿的衣服已经补过上百次。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立即脱下这件衣服，换上更破旧的，这样，这件好点儿的衣服就能穿的时间更长些。我没有礼服，也没有象样点儿的衣服，穿什么去做客呢？没想到最后妈妈创造了奇迹。她翻腾出一些破旧的毛线织物——一只手套、一条破围巾、两只毛线衣的袖子（她把毛线衣改成了毛背心）。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拆这些破旧衣物，把能用的毛线缠成线团。然后妈妈把毛线染成黑色，为我织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她还用旧睡衣改做了一件短外套。而最重要的是，她设法给我做了一双做客穿的鞋。她找出我下雨天套凉鞋穿的长筒靴，并用布条和纽扣为这双鞋织了小鞋罩。不过，母亲告诉我去做客以前绝对不要穿，因为这鞋罩穿一次就坏。
妈妈也没忘了自己。她当医生的妹妹送给她一件白大褂，妈妈用来改做了一条优雅的连衣裙，还镶了绿色的花边儿，这样就看不出裙子是次布料做的。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这么大的心思，不过我猜这是因为穷人也要有自尊，她不想在富有的亲戚面前显得寒酸。或许这也恰好说明，她对生活还没有失去信心，还有许多好时光。毕竟妈妈还年轻。
我们来到了亲戚家，打扮得整整齐齐，而且心情还挺激动。他们家的房子大极了，而且满屋都是漂亮的家具，大大的圆桌摆满了食物，这些食品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吃了。
我知道的水果只有苹果、西瓜和野草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而他们有葡萄、桃、香瓜。爱拉穿着漂亮、精制、带大花边领的天鹅绒礼服。我看起来也很好，说真的。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使我大失所望的是，爱拉大声问我：“你鞋上那是什么东西？是自家做的吧？”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辱。但我立即想到，如果我感到羞辱，妈妈肯定会伤心的，所以我克制着自己，说：“是的，这鞋是妈妈特意为配我的裙子而做的。你喜欢吗？”
“噢，我知道。这叫整体效果。”爱拉说，她是想表现她有多聪明。
跟主人和来宾们坐在桌子前，我感到象真的过节一样。有这么多美味佳肴，我吃得很饱，后来好长时间都不饿。我与其他的孩子们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喝柠檬汁。餐后主人给我们每人一小杯冰淇淋。这简直如童话一般。我真觉得我是舞会上的灰姑娘—一只是没有王子。
后来，奇迹发生了。桌子收走后，大人们开始跳舞。女主人突然对母亲说：“贝丝娅，你是个杰出的钢琴演奏家，给我们弹个曲子吧。”
“哎呀，别开玩笑了，鲁芙契卡，我好多年没摸钢琴了。
不过，我倒可以试试。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真不行了。“妈妈向墙角走去，那儿摆着一架黑色大钢琴。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么多家具中还有一架钢琴。
妈妈在圆凳上坐下来，打开琴盖，手摸琴键，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着什么。然后，她微笑了，手在琴键上轻轻滑动着，连看都不看。她开始弹欢快、简单的小调，是一首名歌，客人们跟着唱起来。一曲终了，客人们还在拍手叫好，她已开始弹起严肃的作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使劲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为母亲感到骄傲。穿着白色的裙子坐在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琴前，妈妈显得美极了，而且音乐是如此地庄严，如此地优美。家里的收音机放的那种乱七八糟、毫无生气的音乐怎么能跟这个相比呢？
突然，妈妈开始弹奏很忧伤，而又极其优美的曲子，这熟悉的曲调立即把我带入梦境：妈妈在窗前弹着钢琴，我在小摇车里手舞足蹈。今晚属于妈妈的，我真怕我打搅了她。突然，我感到我们的整个生活只不过是残缺不全的碎片，只是美好生活的结束，而以前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我尽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但最后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妈妈吓坏了：她急忙跑过来安慰我。主人和客人们也都围过来，有人把一杯柠檬汁送到我嘴边，但我喝不下去。妈妈向大家道了歉，很快领我回了家。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我抱到床上，给我垫好枕头，我便睡去了。
第二天，我给妈妈讲了我的梦以及我如何认出了妈妈弹的曲子。“那是戈达尔的华尔兹，”她说。“我过去很喜欢它。
但你怎么会记得？那时你还是个婴儿呀？“
“那是我在梦中常常听到的音乐。我给您哼哼？”于是，我给妈妈哼了戈达尔的华尔兹。妈妈哭了，很久以后妈妈才告诉我，那时是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是伤心的离别和快乐的发现。
这一发现挽救了爱玛的朋友们，他们因罗蒙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试验而备受其苦。
有个时期我不断同人告别。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现在有一半在国外。人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著书、作画、演奏音乐、拍电影、演戏。有时我感到整个俄国都在出走。每次告别眼泪都要流成河，而之后留下的记忆却是一片荒漠。
对我来说，最难受的告别是送考斯特亚走。我已给你们讲过他。他家是列宁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各界名流去那儿聚会。不过，去那儿的人大都是搞艺术的，要不就是不同凡响的、令人感兴趣的人。考斯特亚在我们学院读戏剧史专业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噢，他是这样的人，你可以随便招呼他，什么都可以跟他聊，而过后总能发现，你有了许多新的艺术观和新的打算。就艺术观点而论，他总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可后来考斯特亚也走了。我们把他送走后，我去他家帮他妈妈收拾东西。考斯特亚走后，政府要收回一间房子，只给他妈妈留下一间，所以要把他那间屋子收拾出来。我伤心地整理着他留下的一些书籍，把他没能带走的画从墙上摘下来。报纸曾把这些画说成是“可怜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现在要想把这些“低劣之作”带出国，政府却要征收重金。我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听着对面窗户里传出的音乐。一帮孩子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阿巴录音。我随音乐摆动着，试图冲淡自己的伤感。
一天，考斯特亚的母亲耶芙多尼娅·波罗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阁楼，那几多年来攒了一大堆东西。我弯腰爬进了阁楼，因为空间很狭窄。我翻腾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并拿着让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娅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对我发号施令：“这个扔掉，这个你可以留作纪念，这个可以留着。”
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子。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头套，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干净。伸进手去一摸——好象是粮食，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套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头套？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道这麦子是怎么回事吗？
爱玛。“我马上爬到阁楼门口探出头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食还是奇缺。我设法弄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麦片和松饼。这口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子我们没吃完。
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点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做。‘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1944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处。正要捆上袋口时又发现枕头套下还有一个小麻布袋。打开一看——乐得我差点从阁楼上掉下来。
我没说什么。耶芙多尼娅不故心地问：“爱玛，你翻到什么了？”
“亲爱的耶芙多尼娅。您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这回又该用到这句话了，干葱。”说完我把这袋干葱恰好扔到她脚下。
这回耶芙多尼娅也乐了，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象眼前是鲜葱，而不是干葱。
那是在1974年，我们的市长罗蒙诺夫刚刚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试验”。他宣称，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并颁布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从外地或别的共和国进菜，带到自由市场也不行。试验一年，结果他晋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却闹菜荒，没有土豆，没有卷心菜，没有胡萝卜，最糟的是没有葱。自由市场上一出现便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八至十卢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娅长时间没闻过葱味儿了。没想到突然间发现这么多葱。
我把这些干葱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来开始给好友们打电话，“嘿。”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葱了？一个月？两个月？
你对1944年产的葱感兴趣吗？来拿吧。“
这些人陆续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也大笑了一番。
我们的厨房飘起了久违的葱香，引得邻人们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爱玛的故事引得大家发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哎，该你了，爱丽什卡。你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可别让我们失望。”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外号叫幸运的玛丽娅的妇女，另外还谈到了普通俄国妇女的幸福。
因为我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我愿给你们讲个有着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们院子，大家喜欢叫她幸运的拜丽娅。她已经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跄跄来到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给人们讲她如何幸运。我听过几次，所以才能讲给你们听。
玛丽娅的幸运开始于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时她还是五岁的玛莎，正跟父亲玩捉迷藏。
她藏起来了，父亲在找她。玛莎自以为藏的是绝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儿等爸爸发现她，或叫她，然后宣布他输了。她在那儿趴了好长时间，最后睡着了。在这时，家里遭到搜查，父母被讯问并被带走了。爸爸妈妈知道玛莎的乃乃要来，所以没提房间里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担心玛莎会被带到孤儿院去，因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带到那儿去。果然玛莎很幸运，当天晚上乃乃就来了。她来时恰好玛莎醒了过来。她从浴缸下爬出来，开始哭着找爸爸妈妈。乃乃经过的事多，一看房间里这么乱，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抱起玛莎，拿了些必需的东西，把玛莎父母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逃出列宁格勒，去了乡下。这是玛丽娅第一次走运，那年月许多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还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被给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进程”。
战前不久，玛莎已经十几岁了，她乃乃领着她离开列宁格勒地区，投奔了西伯利亚的远房亲戚。这是玛丽娅第二次走运，因为那时人们正从外地涌向列宁格勒，而后来都饿死了。
但她同乃乃去了西伯利亚这才幸免于难。
玛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学习朗诵歌颂祖国的豪言壮语：“为了我们幸福的童年，谢谢您，亲爱的国家。”至于父母，她当他们已经死了。直到乃乃临死前，才把爸爸妈妈的事情告诉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后的时代。玛丽娅急忙跑去打听，而他们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迁居，现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动身去找他们，发现他们还活着，只是活得很惨。从劳改营出来后他们也找过她。他俩先后死在她的怀里。
但玛丽娅自感很幸福，因为她毕竟见到了父母，而且他们死在家里温暖的床上，而不是劳改营的铺上。
玛丽娅嫁给了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但却是一桩不幸的婚姻。他是酒鬼，经常往死里打她。当她谈起离婚时他便以杀死她相威胁。玛丽娅吓坏了，因此只好跟他将就着过。但幸运的是：丈夫勾搭上一个漂亮的邻居并因而抛弃了她。
玛丽娅在火车上当乘务员。工资很少，所以她跟其他乘务员一样在长途列车上想法赚点钱：从南方带来水果，从列宁格勒带走衣物、汽车零件、半导体以及其它一些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不可能买到的东西。一次她所在的那次列车遭到检查，看她们是否投机倒把。玛丽娅带了一袋橘子。她决定把它藏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平台上。车开着她就打开了车门，然后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并把袋子挂在了那儿。恰在此时列车来了急刹闸，她飞了起来。但她很幸运。她手里摸着袋子没松手，而袋子挂住了门把手，这才没把她甩出去。她严重致残，但橘子口袋却救了她一命。有人从窗户中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并拉响了报警器。
“再有一分钟，”玛丽娅事后说，“我就会松手掉到车轮子底下去。因为我马上就要失去知觉。”
也就是说，她是幸运的玛丽娅。
她被送到了医院。她躺在那儿，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出事的原因——全是因为那袋她想倒卖的橘子——她就会丢掉养老金。但一位也是乘务员的朋友悄悄告诉她，趁乱之机，一位手疾的乘客偷走了那袋橘子，这样玛丽娅就安全了。由于工伤致残，她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养老金。另外铁路上为照顾她这个残废人还在列宁格勒给了她一间房子，有八平方米。
真是幸运的玛丽娅。
玛丽娅有固定的养老金，虽说一条腿有点痛，但却拖累不着任何人，而且任何人也不依赖她。但后来邻居们突然告到民兵那儿，说她是个酒鬼，应该把她赶出去，把房子让给“诚实，不喝酒而且处境困难的劳动者。”玛丽娅被带去检查并被宣布为酒鬼。但念她是个残废工人，他们没赶她出去，而是开始给她治疗。
她在医院呆了三个月，然后宣布治愈，并被送回了家。回家发现有三个月的养老金在等着她，她立即买了件不错的冬大衣，而剩下的钱又喝了酒，三个月的治疗白费了。从此，每当要买什么东西或是没钱花的时候，她就镇定地走到戒毒办公室告诉他们说：“我想治疗酗酒症。送我去医院。”
于是他们照办了，而她的钱又攒下了。这就是我们的玛丽娅。她看上去很惨，但如果一个人说她自己生来就是幸运的人，你怎么能不相信她呢？
大伙儿讲故事时，我一边儿听，一边琢磨着：生活中有好事也有坏事，连我们自己都有时好有时坏，是善与恶的混合体，这一点咱们应当承认。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过幸福的时光。真的，咱们都有自己的幸福。阿尔宾娜确实有过不幸的遭遇，可你们看她呀——长得多好看。漂亮得象个洋娃娃。
对咱们来说，能出一次国都是莫大的幸福，可她呢，几乎游遍了全世界。她多有福气埃拉丽莎与爱玛她们俩呢，简直比男人还要强；正因为这一点，她们要想找个合适的男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可她们已经决定生个孩子自己过了；况且她们都有着自己喜爱而又令人羡慕、尊敬的职业，谁能说她们不幸福呢？
吉娜就更不用提了，她所面临的是最大的幸福。她同伊格尔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将来的生活是否如意，这都很难预料。但在今天，最晚不过明天，有一份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我们真羡慕你，吉娜莎，你是双喜临门：生了儿子，又要和心爱的男人结婚。
关于瓦伦蒂娜我要说两句，我一直很害怕你这样的女人，瓦柳莎。每次去机关办事，我总要先瞧瞧办公室里坐的是男干部还是女干部。官僚让人生畏，而女官僚又比男官僚还要可恶百倍。可你呢，却保持了自己善良的心。不管你同意与否，我认为这一点就是你最大的幸运：你身居政府部门，不仅没有失去人味儿，更可贵的是，你也没有失去女人味儿。
娜塔莎有个好丈夫，还有一套房子，她自己又是个热心肠的人。奥尔佳实实在在，踏实肯干，就象涅克拉索夫所描述的那种人：“她能拦奔马，她敢闯火海。”当然，并不是说女人非得干这样的事情才算伟大，而是说奥尔佳和男人一样每天三班儿倒，和男人一样完成生产任务。一旦爆发战争或其它灾难，能够拯救我们的还是这些普通的劳动妇女。
该怎么说你呢，佳丽娜？你的那种幸福并不是人人都欣赏得了，至少我不能。我理解不了你们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只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你们在坚持自己的信念。
那也一定就是幸福吧。
尼尔娅，你自己大概知道自己的幸福是什么吧。我忍不住要说出来：你的幸福并不在于你的音乐，你的学生，甚至你那位好丈夫，而在于你那非凡的心灵。它宁静、深邃、纯洁，宛如森林中的一江湖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了。
好了，我已经把你们都说了一遍，现在该谈谈我自己了。
朋友们，我简直幸福得令人厌恶，幸福得不可饶耍我的生活中没有一天不曾被人爱过——妈妈的爱，姐姐的爱，瑟约扎的爱。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没有非凡的才能。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多养几个孩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但有一点要提一下：无论我从前是多么的幸福，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文明起来。我觉得我们女人的生活应该得以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不仅仅指我们在座的诸位，而是全国的女同胞。我要说的就这些。若是有谁觉得我哪些话不中听，那就请多多包涵了。你们不会生我的气吧？
没一个人生爱丽什卡的气。相反，拉丽莎奔过去搂住了爱丽什卡，动情地说：“我们的小爱丽什卡，你真聪明。你说得很对。我们以往的生活并不是无幸福可言。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加文明。我认为这可以作为我们《女人十日谈》的结束语。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提议。作者稍加思索，也同意了，并决定最后再画上个句号。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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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她对法庭所说的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详地望着大厅中的朋友，有时还冲我们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刚跳了许多华尔兹后正在那儿休息。这期间，她所爱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玛丽娜被从轻发落——在普通劳改营监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对苏维埃制度的诽谤。打听到她的劳改营地址，我便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从哪来的力量，因为过去她胆子很校玛丽诺契卡回信说：“佳尔卡。我穿着那样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行为要与我的装束相配才对。他们来抓我，这极大地伤害了我。那天我刚从裁缝那里把这件衣服拿回来，我真说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想到他们突然来找我。我意识到我再也参加不了什么晚会了。绝望中，我把那件梦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来到了监狱。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这都是因为这件衣服。我还是个胆小鬼，一个软弱的人，像过去一样。”
我把信拿给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劳改营去看玛丽娜。现在两个人关系很好，玛丽娜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吉祥服。
佳丽娜讲完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关系。事实表明，买衣服或帽子不仅能改变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
例如，爱玛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梦想是买顶漂亮的小绿帽儿来配我的红发。从那以后，每当心情不好时我就对自己说：‘看来我该买顶小绿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时间挑选，要没有绿色的，我就试其它颜色的，然后买一顶，这才满意地回家。我有许多这样的帽子，都不知该怎么处置它们。光绿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们谁想要吗？来挑吧，免费供应。”
但没人对绿帽子感兴趣，于是奥尔佳讲起了她的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契尔佳讲的是两位母亲的儿子在产院被调了包，以及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天我就差点儿讲出这个故事。之所以没讲，是怕吓着你们。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谁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调了包。因为我的故事说的就是调包的事。
两个女人住同一产院的同一病房。一个是列宁格勒当地人，是一位工程师；另一个是乡下人。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队买食品时开始宫缩的。她俩躺在同一产房，同时生的儿子，产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结下了友谊。同我们在座的一样，她们也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总能找到话题，也有时间相互了解。
后来她们出院了，相互道了声再见，以为再也见不着了。
五六年过去了，那位工程师有一天去市场买土豆，突然看见了在产院结识的朋友正卖菜呢，她们彼此相认，并为重逢而感到高兴。
“你的儿子好吗？”农妇问。“上帝又赐予你一个孩子吗？”
工程师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来那个孩子，后来没再生。“这孩子很不错，我和丈夫都挺高兴，我们没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长着一头红发，而我们家的人都是黑发。或许这孩子有点象乃乃。”
“我们科尔亚也是，他长了一头黑发，象甲虫一样黑。我丈夫起初跟我开玩笑说：‘这小黑孩儿像谁呢？他却不象是俄国人。’”工程师是犹太人。她从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给农妇看，农妇抓过照片，凝神细看，低声问：“你说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没想到农妇大叫起来，声音之大整个市场都能听见：“我儿子，我亲爱的小儿子。他们怎么给你起了个这么讨厌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亲爱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来了值勤民兵。但她丝毫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师，悲愤地哭诉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师不知她为什么突然大吵大闹，吓得脸色灰白，昏了过去。幸好市场上有急救站，派来个护士。护士救醒了她，俩人都被带到了民兵纠察队接受审讯。最后他们记下了她俩的住址，并让她们找法庭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事。
去法庭之前，两个人都平静了，决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调了包。工程师叫了辆出租车把农妇带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让农妇保证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许跟孩子说。
到家了。农妇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来，但她遵守协议，什么也没说。然后两个人走出家来到街上，农妇对工程师说：“没错，索菲娅，肯定是调了包。
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他是红头发，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喏，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
但协议照旧：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工程师为农妇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礼物，乘车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诺依波利。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五个孩子坐在板凳上——四个是红发，一个是黑发。她不由得急忙走过去看这个黑眼睛，卷头发的小科尔亚——他简直是她儿时的翻版，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自己儿时的照片。
晚上打发孩子睡了觉，大人们坐在桌旁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两个女人吧嗒吧嗒掉眼泪，农妇的丈夫则坐在那儿想办法。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索菲娅·阿罗诺芙娜，我们把孩子调换一次，看他们是否认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当然，你大概给了我们的孩子许多巧克力，也会很宠爱他……而科尔亚却习惯于旷野生活，他光着脚到处跑，整天在河边玩，一天喝一公升牛奶。要是没了新鲜空气，只有巧克力，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呢？可孩子又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既定的命运上去。”
母亲们考虑了一下，决定尽量和平解决问题。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又呆了三天，试图与科尔亚交朋友。她在村里的商店中给他买了鱼钩、鱼竿。也就是说，她尽量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这小家伙儿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对她依依不舍。然后在商定的那天，她向他提出到列宁格勒的“姨”家住一段时间。这是两位母亲商量好的——跟孩子们说她俩是姐妹，这样他们在另一家就不会感到陌生。
就这样，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和科尔亚来到了列宁格勒。
瓦西里·瓦西耶维奇也跟随而来，他要看看他的儿子埃迪克，并带他到洛德诺依波利呆一段儿，也是想看孩子是否能适应新家。
科尔亚很喜欢列宁格勒的“姨”家，而且第一天就与埃迪克成了好朋友。科尔亚在家是最小的，而爱迪克是根独苗儿，所以很高兴有个朋友。同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尽力哄埃迪克，给他讲钓鱼、打猎。这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的。
第二天这孩子就主动提出：“瓦斯亚叔叔，我们何时去林子里捉松鼠，还有钓鱼？”几天之后，他们收拾行装出发了。科尔亚留在了真父母身边。自然，索菲娅和丈夫尽量宠爱他，带他去马戏团、动物园和儿童剧常他们给他买书，最有趣的书，还给他买了童车。这孩子欢天喜地，跟他俩形影不离。他要索菲娅晚上给他大声朗读，因为他说他家从没有这么美妙的事情。但一星期之后他开始闹着要走。“我该回爸爸妈妈那儿了。他们快收土豆了，我得去帮忙。”
他父母害怕了。但他们不得不准备送他走，因为有协议在先，不要让孩子不高兴，暂不跟孩子说什么，只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索菲娅和丈夫决定利用假日同科尔亚一起去洛德诺依波利，以便于接近他，使他不至于忘掉他们。
他们到那后见到了埃迪克，他看上去十分健壮，晒得黝黑，还打着赤脚。他学会了在河里游泳、钓鱼。已经成了个小男子汉。当然，他见到父母很高兴，特别是见到他的新表弟科尔亚。因为他们不仅同年，而且几乎是同时生的。
你们猜事情的结果怎样？没经过法庭，问题全部解决了。
每个孩子都有两双父母：索菲娅妈妈和尼乌拉妈妈，利奥瓦爸爸和瓦西亚爸爸。同时，每个孩子都有五个兄弟姐妹。他们把两个孩子送到列宁格勒的外语学校读书，而暑期则到乡下度假。为了避免暑期太孤独，索菲娅的丈夫把所有的“侄子侄女”——即科尔亚和埃迪克的兄弟姐妹们——接来同祝这是个奇特的家庭组合，但却比一般的家庭更亲密，谁都羡慕他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孩子都幸福。我的意思是，换了别人，事情的结局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唉，要是人都像个人样该有多好。”吉娜听完故事后感叹道。
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
尼尔娅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描述了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第一天我就讲过，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妈妈穿着洁白的裙子，在半开的窗前弹奏钢琴，看上去年轻、温柔。好长时间我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这种情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从没把这梦告诉过妈妈，因为我长大后生活很惨：妈妈长期患病，我们买食品和衣服的钱都不够，别说音乐了。多少年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妈妈弹过钢琴。
后来有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很富有的远房亲戚家做客。他们过去不怎么理我们，但这次不知为什么要请我们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是为他们的女儿爱拉举办的。爱拉与我同岁。我们花了一星期时间做准备，但我没有鞋穿。已经是深秋了，我上学时还穿着橡胶凉鞋和毛线袜子。我上学时穿的衣服已经补过上百次。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立即脱下这件衣服，换上更破旧的，这样，这件好点儿的衣服就能穿的时间更长些。我没有礼服，也没有象样点儿的衣服，穿什么去做客呢？没想到最后妈妈创造了奇迹。她翻腾出一些破旧的毛线织物——一只手套、一条破围巾、两只毛线衣的袖子（她把毛线衣改成了毛背心）。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拆这些破旧衣物，把能用的毛线缠成线团。然后妈妈把毛线染成黑色，为我织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她还用旧睡衣改做了一件短外套。而最重要的是，她设法给我做了一双做客穿的鞋。她找出我下雨天套凉鞋穿的长筒靴，并用布条和纽扣为这双鞋织了小鞋罩。不过，母亲告诉我去做客以前绝对不要穿，因为这鞋罩穿一次就坏。
妈妈也没忘了自己。她当医生的妹妹送给她一件白大褂，妈妈用来改做了一条优雅的连衣裙，还镶了绿色的花边儿，这样就看不出裙子是次布料做的。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这么大的心思，不过我猜这是因为穷人也要有自尊，她不想在富有的亲戚面前显得寒酸。或许这也恰好说明，她对生活还没有失去信心，还有许多好时光。毕竟妈妈还年轻。
我们来到了亲戚家，打扮得整整齐齐，而且心情还挺激动。他们家的房子大极了，而且满屋都是漂亮的家具，大大的圆桌摆满了食物，这些食品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吃了。
我知道的水果只有苹果、西瓜和野草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而他们有葡萄、桃、香瓜。爱拉穿着漂亮、精制、带大花边领的天鹅绒礼服。我看起来也很好，说真的。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使我大失所望的是，爱拉大声问我：“你鞋上那是什么东西？是自家做的吧？”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辱。但我立即想到，如果我感到羞辱，妈妈肯定会伤心的，所以我克制着自己，说：“是的，这鞋是妈妈特意为配我的裙子而做的。你喜欢吗？”
“噢，我知道。这叫整体效果。”爱拉说，她是想表现她有多聪明。
跟主人和来宾们坐在桌子前，我感到象真的过节一样。有这么多美味佳肴，我吃得很饱，后来好长时间都不饿。我与其他的孩子们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喝柠檬汁。餐后主人给我们每人一小杯冰淇淋。这简直如童话一般。我真觉得我是舞会上的灰姑娘—一只是没有王子。
后来，奇迹发生了。桌子收走后，大人们开始跳舞。女主人突然对母亲说：“贝丝娅，你是个杰出的钢琴演奏家，给我们弹个曲子吧。”
“哎呀，别开玩笑了，鲁芙契卡，我好多年没摸钢琴了。
不过，我倒可以试试。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真不行了。“妈妈向墙角走去，那儿摆着一架黑色大钢琴。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么多家具中还有一架钢琴。
妈妈在圆凳上坐下来，打开琴盖，手摸琴键，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着什么。然后，她微笑了，手在琴键上轻轻滑动着，连看都不看。她开始弹欢快、简单的小调，是一首名歌，客人们跟着唱起来。一曲终了，客人们还在拍手叫好，她已开始弹起严肃的作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使劲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为母亲感到骄傲。穿着白色的裙子坐在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琴前，妈妈显得美极了，而且音乐是如此地庄严，如此地优美。家里的收音机放的那种乱七八糟、毫无生气的音乐怎么能跟这个相比呢？
突然，妈妈开始弹奏很忧伤，而又极其优美的曲子，这熟悉的曲调立即把我带入梦境：妈妈在窗前弹着钢琴，我在小摇车里手舞足蹈。今晚属于妈妈的，我真怕我打搅了她。突然，我感到我们的整个生活只不过是残缺不全的碎片，只是美好生活的结束，而以前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我尽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但最后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妈妈吓坏了：她急忙跑过来安慰我。主人和客人们也都围过来，有人把一杯柠檬汁送到我嘴边，但我喝不下去。妈妈向大家道了歉，很快领我回了家。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我抱到床上，给我垫好枕头，我便睡去了。
第二天，我给妈妈讲了我的梦以及我如何认出了妈妈弹的曲子。“那是戈达尔的华尔兹，”她说。“我过去很喜欢它。
但你怎么会记得？那时你还是个婴儿呀？“
“那是我在梦中常常听到的音乐。我给您哼哼？”于是，我给妈妈哼了戈达尔的华尔兹。妈妈哭了，很久以后妈妈才告诉我，那时是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是伤心的离别和快乐的发现。
这一发现挽救了爱玛的朋友们，他们因罗蒙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试验而备受其苦。
有个时期我不断同人告别。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现在有一半在国外。人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著书、作画、演奏音乐、拍电影、演戏。有时我感到整个俄国都在出走。每次告别眼泪都要流成河，而之后留下的记忆却是一片荒漠。
对我来说，最难受的告别是送考斯特亚走。我已给你们讲过他。他家是列宁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各界名流去那儿聚会。不过，去那儿的人大都是搞艺术的，要不就是不同凡响的、令人感兴趣的人。考斯特亚在我们学院读戏剧史专业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噢，他是这样的人，你可以随便招呼他，什么都可以跟他聊，而过后总能发现，你有了许多新的艺术观和新的打算。就艺术观点而论，他总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可后来考斯特亚也走了。我们把他送走后，我去他家帮他妈妈收拾东西。考斯特亚走后，政府要收回一间房子，只给他妈妈留下一间，所以要把他那间屋子收拾出来。我伤心地整理着他留下的一些书籍，把他没能带走的画从墙上摘下来。报纸曾把这些画说成是“可怜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现在要想把这些“低劣之作”带出国，政府却要征收重金。我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听着对面窗户里传出的音乐。一帮孩子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阿巴录音。我随音乐摆动着，试图冲淡自己的伤感。
一天，考斯特亚的母亲耶芙多尼娅·波罗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阁楼，那几多年来攒了一大堆东西。我弯腰爬进了阁楼，因为空间很狭窄。我翻腾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并拿着让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娅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对我发号施令：“这个扔掉，这个你可以留作纪念，这个可以留着。”
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子。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头套，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干净。伸进手去一摸——好象是粮食，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套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头套？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道这麦子是怎么回事吗？
爱玛。“我马上爬到阁楼门口探出头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食还是奇缺。我设法弄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麦片和松饼。这口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子我们没吃完。
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点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做。‘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1944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处。正要捆上袋口时又发现枕头套下还有一个小麻布袋。打开一看——乐得我差点从阁楼上掉下来。
我没说什么。耶芙多尼娅不故心地问：“爱玛，你翻到什么了？”
“亲爱的耶芙多尼娅。您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这回又该用到这句话了，干葱。”说完我把这袋干葱恰好扔到她脚下。
这回耶芙多尼娅也乐了，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象眼前是鲜葱，而不是干葱。
那是在1974年，我们的市长罗蒙诺夫刚刚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试验”。他宣称，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并颁布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从外地或别的共和国进菜，带到自由市场也不行。试验一年，结果他晋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却闹菜荒，没有土豆，没有卷心菜，没有胡萝卜，最糟的是没有葱。自由市场上一出现便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八至十卢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娅长时间没闻过葱味儿了。没想到突然间发现这么多葱。
我把这些干葱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来开始给好友们打电话，“嘿。”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葱了？一个月？两个月？
你对1944年产的葱感兴趣吗？来拿吧。“
这些人陆续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也大笑了一番。
我们的厨房飘起了久违的葱香，引得邻人们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爱玛的故事引得大家发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哎，该你了，爱丽什卡。你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可别让我们失望。”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外号叫幸运的玛丽娅的妇女，另外还谈到了普通俄国妇女的幸福。
因为我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我愿给你们讲个有着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们院子，大家喜欢叫她幸运的拜丽娅。她已经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跄跄来到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给人们讲她如何幸运。我听过几次，所以才能讲给你们听。
玛丽娅的幸运开始于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时她还是五岁的玛莎，正跟父亲玩捉迷藏。
她藏起来了，父亲在找她。玛莎自以为藏的是绝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儿等爸爸发现她，或叫她，然后宣布他输了。她在那儿趴了好长时间，最后睡着了。在这时，家里遭到搜查，父母被讯问并被带走了。爸爸妈妈知道玛莎的乃乃要来，所以没提房间里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担心玛莎会被带到孤儿院去，因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带到那儿去。果然玛莎很幸运，当天晚上乃乃就来了。她来时恰好玛莎醒了过来。她从浴缸下爬出来，开始哭着找爸爸妈妈。乃乃经过的事多，一看房间里这么乱，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抱起玛莎，拿了些必需的东西，把玛莎父母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逃出列宁格勒，去了乡下。这是玛丽娅第一次走运，那年月许多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还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被给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进程”。
战前不久，玛莎已经十几岁了，她乃乃领着她离开列宁格勒地区，投奔了西伯利亚的远房亲戚。这是玛丽娅第二次走运，因为那时人们正从外地涌向列宁格勒，而后来都饿死了。
但她同乃乃去了西伯利亚这才幸免于难。
玛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学习朗诵歌颂祖国的豪言壮语：“为了我们幸福的童年，谢谢您，亲爱的国家。”至于父母，她当他们已经死了。直到乃乃临死前，才把爸爸妈妈的事情告诉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后的时代。玛丽娅急忙跑去打听，而他们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迁居，现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动身去找他们，发现他们还活着，只是活得很惨。从劳改营出来后他们也找过她。他俩先后死在她的怀里。
但玛丽娅自感很幸福，因为她毕竟见到了父母，而且他们死在家里温暖的床上，而不是劳改营的铺上。
玛丽娅嫁给了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但却是一桩不幸的婚姻。他是酒鬼，经常往死里打她。当她谈起离婚时他便以杀死她相威胁。玛丽娅吓坏了，因此只好跟他将就着过。但幸运的是：丈夫勾搭上一个漂亮的邻居并因而抛弃了她。
玛丽娅在火车上当乘务员。工资很少，所以她跟其他乘务员一样在长途列车上想法赚点钱：从南方带来水果，从列宁格勒带走衣物、汽车零件、半导体以及其它一些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不可能买到的东西。一次她所在的那次列车遭到检查，看她们是否投机倒把。玛丽娅带了一袋橘子。她决定把它藏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平台上。车开着她就打开了车门，然后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并把袋子挂在了那儿。恰在此时列车来了急刹闸，她飞了起来。但她很幸运。她手里摸着袋子没松手，而袋子挂住了门把手，这才没把她甩出去。她严重致残，但橘子口袋却救了她一命。有人从窗户中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并拉响了报警器。
“再有一分钟，”玛丽娅事后说，“我就会松手掉到车轮子底下去。因为我马上就要失去知觉。”
也就是说，她是幸运的玛丽娅。
她被送到了医院。她躺在那儿，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出事的原因——全是因为那袋她想倒卖的橘子——她就会丢掉养老金。但一位也是乘务员的朋友悄悄告诉她，趁乱之机，一位手疾的乘客偷走了那袋橘子，这样玛丽娅就安全了。由于工伤致残，她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养老金。另外铁路上为照顾她这个残废人还在列宁格勒给了她一间房子，有八平方米。
真是幸运的玛丽娅。
玛丽娅有固定的养老金，虽说一条腿有点痛，但却拖累不着任何人，而且任何人也不依赖她。但后来邻居们突然告到民兵那儿，说她是个酒鬼，应该把她赶出去，把房子让给“诚实，不喝酒而且处境困难的劳动者。”玛丽娅被带去检查并被宣布为酒鬼。但念她是个残废工人，他们没赶她出去，而是开始给她治疗。
她在医院呆了三个月，然后宣布治愈，并被送回了家。回家发现有三个月的养老金在等着她，她立即买了件不错的冬大衣，而剩下的钱又喝了酒，三个月的治疗白费了。从此，每当要买什么东西或是没钱花的时候，她就镇定地走到戒毒办公室告诉他们说：“我想治疗酗酒症。送我去医院。”
于是他们照办了，而她的钱又攒下了。这就是我们的玛丽娅。她看上去很惨，但如果一个人说她自己生来就是幸运的人，你怎么能不相信她呢？
大伙儿讲故事时，我一边儿听，一边琢磨着：生活中有好事也有坏事，连我们自己都有时好有时坏，是善与恶的混合体，这一点咱们应当承认。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过幸福的时光。真的，咱们都有自己的幸福。阿尔宾娜确实有过不幸的遭遇，可你们看她呀——长得多好看。漂亮得象个洋娃娃。
对咱们来说，能出一次国都是莫大的幸福，可她呢，几乎游遍了全世界。她多有福气埃拉丽莎与爱玛她们俩呢，简直比男人还要强；正因为这一点，她们要想找个合适的男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可她们已经决定生个孩子自己过了；况且她们都有着自己喜爱而又令人羡慕、尊敬的职业，谁能说她们不幸福呢？
吉娜就更不用提了，她所面临的是最大的幸福。她同伊格尔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将来的生活是否如意，这都很难预料。但在今天，最晚不过明天，有一份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我们真羡慕你，吉娜莎，你是双喜临门：生了儿子，又要和心爱的男人结婚。
关于瓦伦蒂娜我要说两句，我一直很害怕你这样的女人，瓦柳莎。每次去机关办事，我总要先瞧瞧办公室里坐的是男干部还是女干部。官僚让人生畏，而女官僚又比男官僚还要可恶百倍。可你呢，却保持了自己善良的心。不管你同意与否，我认为这一点就是你最大的幸运：你身居政府部门，不仅没有失去人味儿，更可贵的是，你也没有失去女人味儿。
娜塔莎有个好丈夫，还有一套房子，她自己又是个热心肠的人。奥尔佳实实在在，踏实肯干，就象涅克拉索夫所描述的那种人：“她能拦奔马，她敢闯火海。”当然，并不是说女人非得干这样的事情才算伟大，而是说奥尔佳和男人一样每天三班儿倒，和男人一样完成生产任务。一旦爆发战争或其它灾难，能够拯救我们的还是这些普通的劳动妇女。
该怎么说你呢，佳丽娜？你的那种幸福并不是人人都欣赏得了，至少我不能。我理解不了你们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只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你们在坚持自己的信念。
那也一定就是幸福吧。
尼尔娅，你自己大概知道自己的幸福是什么吧。我忍不住要说出来：你的幸福并不在于你的音乐，你的学生，甚至你那位好丈夫，而在于你那非凡的心灵。它宁静、深邃、纯洁，宛如森林中的一江湖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了。
好了，我已经把你们都说了一遍，现在该谈谈我自己了。
朋友们，我简直幸福得令人厌恶，幸福得不可饶耍我的生活中没有一天不曾被人爱过——妈妈的爱，姐姐的爱，瑟约扎的爱。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没有非凡的才能。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多养几个孩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但有一点要提一下：无论我从前是多么的幸福，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文明起来。我觉得我们女人的生活应该得以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不仅仅指我们在座的诸位，而是全国的女同胞。我要说的就这些。若是有谁觉得我哪些话不中听，那就请多多包涵了。你们不会生我的气吧？
没一个人生爱丽什卡的气。相反，拉丽莎奔过去搂住了爱丽什卡，动情地说：“我们的小爱丽什卡，你真聪明。你说得很对。我们以往的生活并不是无幸福可言。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加文明。我认为这可以作为我们《女人十日谈》的结束语。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提议。作者稍加思索，也同意了，并决定最后再画上个句号。
全书完
第 16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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